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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生活于一个没有固定地点的社会。跨国公司主管越来越多地在一个国家工作，但实际上住在另一个国家。
数字革命不仅加快信息的处理和传播的速度，而且也以另一种方式说明我们社会内部的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例如，把企业设于何处的决定一度取决于港口、公路、铁路或者原料的便于利用问题，而现在日益取决于联系往往是稀缺的人力资源的能力。这种虚拟化趋势看来确实是不可阻挡的；1998年企业对企业的电子交易约为430亿美元，到2003年有望超过1.3万亿美元。 随着距离的缩短，许多形成我们对地理和位置的理解的东西已不可改变地发生变化。世界一度看来由独特的地点组成——德克萨斯的家畜牧场，热闹而独立的都市居民点，庄重的新英格兰旧城镇，宽松的海滨城市。当然，这些地点仍然存在，但正如英国作家威尔斯(H.G.Wells)在一个世纪前所预测的，地点之间、城镇与都市之间的许多差别已像马拉邮车那样变得过时。 与信息的传播、处理和产生有关的信息产业的地位日趋重要，这些产业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取决于非传统因素，尤其是个别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地点偏爱，从而加快了这个过程。在过去20年间，这些从传媒和娱乐到电信和电脑的部门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翻了一番。根据米尔肯研究所经济学家罗斯·德沃尔(Ross DeVol)的说法，目前美国不同地区差异的大约2/3以及美国的大部分生产力增长都是由这些部门造成的。 这些变化已导致一种社会秩序的出现。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设想了这种秩序，而在这种秩序中，信息取代能源和传统制造业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信息领域的工人——其人数从1994年至2005年预计几乎翻一番——代表21世纪占支配地位的新中产阶级，所挣的钱大致比其他私营部门的工人多一倍。信息经济有可能决定有钱精英的所在。1984年，《福布斯》杂志所列400名最富裕美国人中的23人出自技术和娱乐业；10年后，这个数字已增至57人。自那时以来，技术、娱乐和传媒的发展已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趋势。 这些变化使诸如原料和港口的便利使用等物质因素变得无关紧要，并且更着重强调人的技能在人口密集地区的集中，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地点及其重要性本身。为什么？首先，因为无论智力聚集于何处——在小城镇或者大城市，在任何地点——财富也将越来越在那儿积聚。 就其性质来说，正在出现的后工业经济——主要以信息在一个日益浑然一体的网络中流动为基础——使地点摆脱了过去的联系的严重约束。甚至诸如华尔街、好莱坞和硅谷等重要中心虽然具有彼此增强的功能和魅力，也越来越不是在金融、电影或者电脑业方面创建成功的公司或者事业的理想地点。公司和人员现在越来越不是落脚于其必须落脚的地方，而是落脚于其愿意落脚的地方。 这已促使一些人认为，“无固定地点”精神已必然地增强。如果财富创造的有形约束多半已被消除，自文明开始以来显而易见的附属于某个特定地点的那类东西同样应该被消除。国际商业顾问威廉·诺克(William Knoke)坚定地说：“我们正生活于一个没有固定地点的社会。” 尤其在企业界，这个无固定地点的观点已获得一些共鸣。房地产公司早已准备提供允许客户随意转换地点的租约。一个房地产业主管预言，公司在未来将需要实际上不专属于一个地点的“空间”：一个公司将在纽约租下10万平方英尺场地，但可选择不要纽约的场地，把租约转至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电子邮件、移动电话和其他通信设备的激增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反地理学。主要跨国公司的主管利用新技术、航线和当地旅馆的分时享用安排，越来越多地在一个国家工作，但实际上住在另一个国家。 这最终导致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延，我们的具有强烈吸引力的联系与我们的实际邻居无关，而是同我们与之分享商业、文化或者其他利益的人们有关。威廉·米切尔(WilliamMitchell)认为，“未来的城市”就其性质来说是反空间的。他说：“世界范围的计算机网络——电子集市——正在推翻、改变并从根本上重新解释我们有关集结地、社区和都市生活的观点。网络具有截然不同的物质结构，它的运转所依据的原则截然不同于那些组织传统城市的公共场所活动的原则。” 为什么地点仍然至关重要 我认为，尽管存在这类主张，数字经济很可能对地点产生恰恰相反的影响。在数字时代，地理的重要性其实并没有减少到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地点——地理——现在空前地重要。如果员工、公司或者产业真的能在任何地方生存，或者至少能从许多地点中作出选择，在何处落脚的问题正日益变得依任何特定地点的特点而定。 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是支配地理的规则以及成功和不成功的地点的形成。关键的规则或许来自一种领悟，即信息处理公司、相关服务部门和熟练专业人才选择落脚何处，这将日益体现未来的城市和社区的地理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