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古代中国的地理学知识和地理学思想，一般从《禹贡》和《山海经》开始（注：参看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等。），这两部著作的年代虽然多有争议，但其成书年代恐不能早于东周时代（注：参看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81～384页，401～408页。）。在《禹贡》中，我们可以看到“九州”的自然地理区划和“畿服”的政治地理构想。在《山海经》中，亦可见以“中山经”为中心的“海内”和依次向外扩展的“海外”、“大荒”三个层次的地理世界，以及由南—西—北—东—中依次展开的方位观念。综合这两部书所反映的地理观念，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地理分区的思想；(2)等级差序结构；(3)方位观念。很明显，这些都是较成熟的地理思想。然则《禹贡》和《山海经》所代表的地理观念的渊源何在？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禹贡》“九州”把当时所认识的地理范围划分为九个不同的地理区域，这个划分虽然包含了“九”为数之大者、数中祥瑞的古老观念（注：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278页。），但“九州”的存在确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境内的古文化已高度一致，尤其是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这种一致性可能是文化交流和环境适应的双重结果。与文化一致性相关联，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也相当明显。据苏秉琦先生的研究，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分为六大区系：(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35～99页。）。另一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则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体系称之为“相互作用圈”，按照他的意见，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文化，大致分布在华夏大地上的七个区域内；最终发展为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的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黄河中游龙山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的青龙泉三期文化五大文化圈（注：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151～189页。又见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ition to 221B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37～73。）。不可否认，上述文化区系的划分，都是从考古学文化本身所反映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类型考虑的，其着眼点乃在于说明华夏文明起源的文化背景，古代中国文明是在一个大地理背景下，由不同区域的文化交互作用而最终形成的。 地理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也对史前文化进行分区，代表性的有周廷儒先生“十分”和侯甬坚先生的“九分”，前者所划分的十个区域是：华北、西北、华北沿海、东北、蒙新、华中、华南、东南沿海、西南、青藏（注：《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216～221页。）。后者划分的九个区域是：黄河上、中、下游三区，长江中、下游二区，以及华南、西南、北方和新疆（注：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33～36页。）。考古学者和地理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表明，古代中国文化的分布，在文化和地理方面确实存在某种对应的关系，这种内在的联系，为《禹贡》“九州”的划分提供了基础，这一点已由邵望平先生的出色研究所证实（注：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此后，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黄河流域上游的陕西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约与《禹贡》“雍州”相当，黄河中游河南龙山文化在“豫州”范围内，晋南陶寺文化则与“冀州”对应，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与“青州”、“徐州”吻合，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上游的“早期巴蜀文化”，则分别对应于“扬州”、“荆州”和“梁州”（注：朱玲玲《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6～56页。）。 基于地理和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结果的分区，在历史时期的商周王朝仍有强烈表现。李学勤先生根据青铜器的特征，将商周时代的古文明划分为七大文化圈：(1)中原，黄河中游及其附近；(2)西北；(3)北方；(4)东方，主要指山东地区；(5)东南；(6)南方，指长江中游及其以南；(7)西南（注：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8～326页。）。自石器时代至东周，中国古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区域特征几乎完全一致。不过，在文化地理分区与“九州”分区之间，二者仍有细小的差别，最明显的是山东地区，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完整的山东半岛，几乎包括了《禹贡》“九州”的青、徐、兖三州之地。这一地方，古文化背景复杂，西周分封后，这里是齐、鲁两大国之地，延至东周时代，鲁南又有与淮夷相牵涉的“泗上十二诸侯”。所以，《禹贡》“九州”可能更多地考虑了文化复杂成份的因素。 《山海经》的地理分区与《禹贡》略有不同，在最具地理学色彩的《五藏山经》部分，将其划分为南、西、北、东、中五个部分。五区的划分，是基于中央再加上四方的构想。这是一种古老的以方位划分区域的观念（注：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17页。）。古人将东、南、西、北四方称为“四正”，而将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称为“四隅”，五方加上“四隅”，适成九区。所以我们不妨将“九分”看作是“五分”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的“十字纹”、商代的“亚形”和战国秦汉时代的“九宫”图形中，都有充分的表现（注：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96～136页。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70～3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