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学科理论的探讨 对于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应包括哪些分支学科，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以往学术界对历 史农业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所以这一学科的归属问题也鲜有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史念海教授由于承担国家大地图集中的历史农牧图组的编绘工作，对历史农业地理领域 的研究逐渐深入，相应地提出了建立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动议。他认为：“在绘制农牧地图时 还应先撰写出相应的论文，再根据论文绘制相应的图幅。或者不至出现任何纰缪。特别是有 关 农业部分更是如此，这样的论文按理说就应该属于历史农业地理，如果编印成册，就称之为 历史农业地理，也是无可非议的。”[1]至于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的关系，史先 生也作了相应的探讨：“若是要撰著以中国历史地理学为名的著作，而以历史农业地理与历 史 民族地理、历史经济地理等相提并论，使之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却似乎还要再作斟酌，因 为就不免和历史经济地理有所重复。既讲历史经济地理，就不能不涉及农业的发展和凋敝。 不 论其为发展或凋敝，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布局。在历史经济地理部分涉及到农业，又另辟 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并列，是难免叠床架屋之讥的。”[1]在史先生看来，历史农 业地理学应当是历史经济地理中的一个分支学科。 现代农业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农业生产布局的学科，而历史农业地理学则应侧重于历史时期 农业生产布局研究。史念海教授认为，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不应仅局限于“狭义”的 农业，应包括农、林、牧、副、渔等诸多方面，就以种植农业而言，除了粮食作物而外，还 应兼顾蚕桑、麻类、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研究。探讨“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 任务，历史农业地理也不例外，不仅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发展演变的自然、社会、 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还要探讨农业生产布局发展演变对自然环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 由于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剧烈，仅凭历史文献的考证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 农业生产布局的变迁情况。有鉴于此，史念海教授积极提倡在研究中开展野外实地考察工作 ，这在他的有关黄河流域历史农业地理、黄土高原历史农业地理等方面的论著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为以后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关于北方农牧分界线变迁 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布局变化频繁，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间 究竟有什么样的规律？搞清农牧分界线的变迁情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关于战国时 期农牧地区的分布格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过“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 筋角”的说法，但对农牧分界线在龙门碣石间的具体记载则不甚清楚。史念海教授在20世纪 50年代即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对这一农牧分界线进行了初步复原工作，认为“如由碣 石向西南作一曲线，沿今燕山南麓，至于恒山之下，再西至于汾水之源，循吕梁山而至龙门 ，其西其北，当为当时的畜牧区域，或农牧相杂的区域”[2]。后来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史先生的《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一文又对战国时期龙门以西的农牧分界线 作了确定：“龙门山以西还应继续向南引伸，达到陇山之下，再越过陇山，经嘉陵江上游西 侧 趋向西南，经今四川省平武、茂汶诸县之南，西南过岷江，再经天全县西，荥经、汉源诸县 之东，又经冕宁、西昌诸县市之西，而达到今云南省剑川县及其以西的地方。”[3]战国时 期的农牧分界线是由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发展而来的。西周和春秋时期北方地区族 类众多，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且由于史料简约，各族类的居地范围也多有含糊之处。在这篇 论文中，史念海教授又“钩稽史籍，参证野外考察所得”，对西周、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 也分别进行了研究，清楚地勾画了两周时期800余年间农牧分界线的变化情况。自秦汉以来 ， 不断移民实边，战国时期形成的农牧分界线逐渐向北推移，南北朝时期曾有所反复，但隋 唐以来又重新呈现不断北移的趋势。大体而言，农牧分界线的西段变化较东段变化更为明显 和剧烈。史念海教授曾以黄土高原地区为对象，详细地探讨过历史时期农牧分界线西段的南 北变化规律及其给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4]。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史念海教 授对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牧分界线变迁问题的重视。 三、关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区兴衰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我国农业文明的两大重要发源地，从古至今我国的重要农业经济区 多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和人类开发程度的差异， 这两大农业地区生产布局的变化各具特色。大致在唐中叶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较 长江中下游发达；唐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农业经济水平则赶上并进而超过了黄河中下游 地区，全国经济重心也随之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由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历史农业地 理研究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史念海教授对这两大农业地区的研究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 他已发表的历史农业地理方面的论著中，多半是有关这两大区域的内容。在《由地理的因素 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一文中[5]，史念海教授最早揭示出，关中渭 河中下游平原，晋西南汾河下游平原，豫西北伊洛河下游平原，冀西南、豫北、鲁西北的河 济平原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是黄河流域远古时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原始农业最 为发达的所在。在《古代的关中》、《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 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 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6]、《黄土高原及其农 林牧分布地区的变化》、《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 迁》、《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 游的经济地区》[5]、《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7]、《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 区的分布》[8]等一系列文章中，分别对秦汉、隋唐等重要历史阶段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主 要农业地区的农业发展及其地区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许多相关 问题，也成为这门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奠基之作。 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受着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的制约，也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演变产 生一定的影响。史念海教授对这一问题日益关切，所撰《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 朝盛衰的影响》一文就阐发了这方面的思想[9]。文中，史先生以都城长安为中心，将隋唐 的版图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是富庶的农耕地区，是粮食的主要来源地；西半部是半农半 牧地区，为军马的主要来源地。在史念海教授看来，这东西两半部“犹如左右两臂”，在内 政清明、指挥裕如的前提下，就可保证国富兵强、郅治太平。唐朝前期，由于控制着这两个 地区，所以国势颇为强盛。及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威胁粮道，政府对左臂的控制实际上已 经瘫痪；加之吐蕃伺机东侵，半农半牧地区沦于敌手，国家失去右臂，马匹的来源也几至断 绝。“左右两臂，一边瘫痪，一边断绝，不仅指挥不灵，甚至无以指挥，所谓郅治太平，就 都 无由谈起了。”这样形象生动的论述，对政治史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