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华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的特征，是与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相比较而言的。因为世界 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不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 民族虽有分裂有战争，然而最终还是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民族问题也不是很突出。而古埃 及、希腊、罗马作为民族都已先后灭亡，其中，古罗马灭亡的各种因素中国都有，但中华民 族却始终没有灭亡，这是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饶有趣味而又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每一个 企图深刻认识和立志建设中国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本文将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去 论证我国地理环境与民族凝聚力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 优越的自然环境是中华民族兴盛不息的物质基石 历史唯物主义者总是把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摆在突出的位置上，因为经济是基础， 是 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法国地理学家勒克留在《人和土地》一书中写道：“每一个自然 区由于土壤不同，该区的植被和产品不同，也伴随着居民的特征和职业不同。周围环境可以 解释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突出差别；还可以解释这样或那样低形式的文明，可以保存几个世纪 。当从事农业的民族生活在那有利于发展各种各样植物的环境时，就可以获得较快的进步” 。从古文明源地看，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尼罗河、印度河盆地无不与灌溉农业有 关。在中美洲，出现在墨西哥高原的玛雅文明和阿兹得克文明，还有南美安底斯山的印加 文明等等，所有这些地方都有较好的自然条件，能够提供多种植物给人们栽培为农作物，并 且 都具备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容易用早期简单的耕作技术进行开垦。这一点对于中华民 族的兴起和延衍，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然，中国文明有南北两个渊源，北方为黄河文化 ，南方为长江文化，而中国文明是以北方黄河文化同化南方的长江文化为起点，最终以黄河 文化为主体的，所以这里仅把注意力集中于黄河文化的发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 境。 黄河文化生息于黄河流域，特别是陇山和泰山之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土壤肥沃，属 于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同时黄河流域独具特色的地质成因和地貌形态，也为中华文明的兴起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空间条件，这里广泛分布着浑厚的黄土，这种良好的成土母质，团粒细微 ，组织疏松，使用原始的生产工具挖掘就比较省力，且容易见效，加之当时这里的河道纵横 ，湖泽星罗棋布，岗丘与洼地相互间错，使其少受旱涝之灾，这样的地理因素，说明这个地 区是一个适宜于农业经营的地区，所以在这里经营农业能持续地取得更大的成就，周人的农 业发展应该说是其中典型事例。泾渭“两河之间，土地肥美，物产丰饶，有似乎古西亚之两 河流域。周民族之文化即起源于是”，其中“渭水流域，川渠纵横，土壤膏腴，物产丰饶” 。 [1]所以周人在此农业，颇有成效，《诗经》中记载的农业生产工具有耜、钱、耨、銍等， 并修建田间沟洫等水利设施，进行灌溉。当时的农作物品种繁多，有麻、菽、麦、秬、芑、糜、穉、稷等。特别是稷这种最早的粮食作物最适宜这种土壤中生长。显然，黄河 流域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疏松的土质很适合人类早期低生产力水平下开垦和经营，而 黄河水系又为发展农耕经济提供了方便的灌溉条件。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古老的华夏 民族和早熟的农耕文明。 二 四周封闭的地理环境是促使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共同化的动力源泉 传统凝聚在数千年历史之中，一个民族是无法摆脱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 大 多数王朝是汉人建立的，即使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基本上沿袭秦汉隋唐奠定的制度，以 汉 地经济为定国之基，以汉文化为主导，即使统治中国的民族变更，而文化传统却从来未被中 断，因此，从历史角度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先秦以来父权家长制逐步形成，特别是 周代正式确定的宗法礼教传统，春秋战国时儒家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以儒家 思想为主的经典作为治国安民的纲领，以后虽有魏晋南北朝佛教玄学盛行这一小小的插曲， 儒家 思想始终是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 的实用理性文化，所以探索地理环境对文化凝聚力的影响也是探索它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 展的影响。 首先，讨论中国封闭性的地理环境是如何形成和强化儒家思想中的自我中心说的。古代中 国文明的中心东临汪洋无际的海洋，北接广袤辽阔的戈壁、沙漠，干旱草原和西伯利亚森林 与 寒原；南陲系瘴疠弥漫的热带雨林、亚热带季风丛林以及金沙江、怒江和横断山脉；西方为 高亢凛冽的青藏高原。大自然在其周边所安排的特别艰难的生息环境恰如一道天然屏障，构 成了绝好的封闭系统。而我们的文明又相当早熟，比起周围地区来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很 容易形成中国文化的自我中心说。“中国”二字就是这种思想的印证，正如宋介石《中国论 》中所说的“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 ， 中国内也”。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化也是最高层次的，四周分别为：北狄、东 夷、南蛮、西戎”，含有明显的鄙视色彩，所以，文明的传播方式只可能是输出，而不是输 入，正如孟子所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也”，这种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深深的 刻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观念中。 其次，就是封闭的地理环境，通过人口压力，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变革，缓和了民族矛盾。 比如在战国末期，秦国人口已经十分可观，尽管我们不断地向四周人口稀疏的地方迁徙，最 后也只好止步于丛山峻岭之前。相对封闭的地域显得狭小，要维持众多人口的生存和经 济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历史上商鞅变法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贵族领主分封制被 先进的封建地主经济所取代，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于一种生产单位——劳动者家庭经济 ，焕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形成了集约经营的小农经济形式。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释放出巨 大的能量，它带来的经济繁荣远远超过了维持人口生存的程度，于是有了秦国的强盛和一统 天下。由此可见，这种四周恶劣而内部又十分有利于定居农业的环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黄河 流域为中心的内聚核心，并进一步促使中华民族形成内向的封闭的而又庞大的经济共同体。 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了26个世界文明的起源、衰落、解体和消灭，他认为文明的发展除了种 族自身的因素（比如有一个具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外，还要有一个不太有利、也不太不利的 地理环境。[2]显然，我国封闭型的地理环境通过人口压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