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和出版《中亚文明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事业。这个大型研究项目是国际间尤其中亚国家间学术合作、交流的范例。在这个项目之前,教科文组织曾组织编撰、出版过一部《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1968年),当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费德里科·马约尔在《中亚文明史》所写的“序”中,称赞《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是一部“世界性的历史巨著”,这是教科文组织早期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大力宣扬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历史的特殊贡献,加强他们对集体命运的意识”。在此之后,紧接着又计划了一系列的区域性出版项目,包括《中亚文明史》和关于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伊斯兰文化方面的历史研究、出版。其目的即是教科文组织在《组织法》中宣布的目标之一:“发展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手段,并借此种手段之运用促成相互了解,达到对彼此之生活有一更真实、更全面认识之目的。” 关于组织编撰、出版《中亚文明史》一事,费·马约尔说:“教科文组织将中亚列为这套区域性史学著作的第二部,是恰当的。因为,中亚地区与非洲一样,其文化遗产往往不能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主要焦点。但是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基密里安人,希罗多德描述的斯基泰人,因其不断进犯而迫使中国皇帝修筑长城的匈奴人,公元六世纪将其帝国扩大到拜占廷边界的突厥人,古代中国声名远扬的契丹人,一直到十三世纪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的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人,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共同为欧亚两大文明界定了范围,考验了其勇气和耐力。”(《中亚文明史》第一卷“序”) 本书的第一、二卷的英文版,出版于1992年和1994年,分别由著名中亚学者A.H.丹尼 教授、V.M.马松先生以及J.哈尔马塔教授担任主编。汉译中文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予以出版(A.H.丹尼、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芮传明译;第二卷《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徐文堪、芮传明译)。 《中亚文明史》每卷的开始部分都有M.S.阿西莫夫主席所写的一篇“出版计划说明”,其中详细介绍了编写、出版《中亚文明史》一书的由来。关于这部著作,首先是需要界定“中亚”一词的概念,因为对这个词汇曾有过不同的说法,也是这部著作的最基本的概念。为了避免引致毫无意义的争议,费·马约尔曾经特意指出了1978年在一次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商定的关于“中亚”的界限:“对中亚的研究应针对有关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文明。本部历史所用‘中亚’这一名称即指这一地区,与可明确辨别的文化和历史现实相符。”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对“中亚”的定义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次的涵义:一个是地理上的,另一个是所谓文化的和历史的,或者说是文化的。这种说法,在阿西莫夫先生的“出版计划说明”中有着相似之处:“在本书中,中亚应被理解为在该地区各族人民长期的文明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概念,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应将上述界定看作是严格的边界划分。”这个声明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按照我们的理解,此处所谓的“文化概念”是积极意义上的,它不仅仅是学者们的看法。因为中亚的愈益政治化的倾向,曾经影响到了人们对“中亚”概念的理解。就在本书的第一卷,附录了由L.I.米罗什尼科夫撰写的一篇专门文章《释本书“中亚”一词的含义》。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此,我们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亚’的地理(或自然)范围与历史学家们所研究的‘中亚’有着某种不谋而合之处,这种一致性并非出于偶然,盖因历史科学所认可的一个事实: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密不可分。即使我们不欲赋予地理因素以不适当的重要性,我们也还得承认,类似的自然环境不仅有利于导致类似的生产模式,还有助于引发相似的文化。这些观点完全适用于中亚。”“然而,在界定中亚的各地区时,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中亚居民的历史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才是本书研究的主题,而地理边界也不应视作一成不变。”(《中亚文明史》第一卷,368页) 以上观点,当我们研究新疆古代文明问题时,是应当加以参考的。对“中亚”概念中的“文化”意义之强调,尽管作者们没有刻意说明,但我们认为对这个概念不能够采取别有用心的曲解态度;实际上作者们的用意是想说明:中亚在文明史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中亚各族人民借助于与周围各大文明之间的不断的文化交流的缘故。这个基本认识,在本书的各卷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我国学者研究西域历史文化,在资料上常有“捉襟见肘”之感。此之所谓“资料”,是指用于学术研究的各种考古学的以及文献的资料,有中、外之别。中国方面为我国学者所熟稔;国外的资料,过去曾做过一些译介,例如原苏联考古学家弗鲁姆金的《苏联中亚考古》,这部著作只是个简介,而且未能涵盖全部中亚地区,若说到系统、全面、富有概括性的著作,《中亚文明史》可以首推。“西域”在广义上包括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我们需要很好地去了解中亚的情况。 本书所采用的编写体例,是由不同的学者分别写出相对独立的各章,然后将这些章组合成书,按照时间发展关系进行编排。这些学者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来自中亚以及有关国家。本书的第一、二卷,都各由二十章组成。在各卷都附有关于全书的“结论”,与本卷有关的地图、参考书目和索引,阅读和查阅起来非常方便。 首先是关于“文明史”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与所谓的“文化史”或者“社会史”等研究之不同处,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即将历史认识的对象,理解为一种“文明”(civilization),即物质的以及精神的文化实体。这种文明观是广义的,不同于社会进化史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在这种名目下,那种显得更“实在”的资料——考古学的资料,可以充分地发挥出价值。这种对考古学实物资料的重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关于中亚的历史记载比较缺乏的缘故;另一方面,中亚历史本身也更像是用实物构筑而成的。它的地处欧亚大陆——而非单纯是亚洲大陆中心的地理位置,可以解释中亚史的世界史特征及其“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亚文明史》 第一卷“导言”)的环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求我们在研究西域历史文化时具备世界文明史的眼光。 本书的第一卷几乎全部采用了考古学资料,由A.H.丹尼和V.M.马松合写的一篇导言,概括了本卷的主要内容。这篇“导言”所试图阐明的“中亚历史的总趋势”,显示出作者所持有的人类体质的和文化的进化论观点,称之为“阶段化的观念”。食物生产技术的以及文化的进步,是论述“文明”问题的主要线索,作者据此区分出了不同的变化中的“生存模式”:“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聚落与捕食者共存,他们居于中亚的北部和东部,从事狩猎、渔捕及食物采集。游动的农耕生活和稍后游牧生活的发展,使许多人群的机动性增加,迁徙与移居遂变得更为流行。好几种现代民族的祖先,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定居文明出现后的阶段,成为早期冶金时期的一部分。本卷之目的即在于论及全人类史前史中所有这些重要的里程碑。”(《中亚文明史》第一卷“导言”,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