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中，考古学家们在阿富汗和印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依次为 阿富汗北部的阿伊哈努姆城址、苏阿德地区的布特卡拉Ⅰ号遗址和印度北方邦的宋卡城 址。本文对以上发掘进行全面回顾，重点比较其方法、手段，尤其是考古报告的出版方 式、内容、成绩与不足。在客观评述和反复比较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在历史和文化范 畴内十分重要但却解释不清的诸多问题。 目前，关于印度考古发掘的著述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今后还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但人们对从阿育王死后到穆斯林军队第一次入侵这一时期的北印度历史仍然所知甚少 。就其社会历史而言，我们只能说在这个阶段中新的人群不断从伊朗和中亚一带涌入， 并在内迁的过程中逐渐融汇到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但该论点尚未由考古发掘的实物 资料所证实(注：和其它地区一样，当时印度是由很多不同的人群构成；新来人群是否 都融入了类似于现代种姓制度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框架中；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阶级将 众多的宗教信徒如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伊朗宗教控制在同一体制中等问题，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但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外来人群，特别是统治阶层，保持着严格的家族 统治；婆罗门可以从事商贸活动，寡妇可以继承家庭首领的地位，说明在基督时代前后 ，印度社会体制并非象婆罗门早期法典《梨俱吠陀》中描写的那样是印度教占主宰地位 。)。而经济史则是由商品目录、货币种类和相关政策以及描述印度与中国和罗马之间 贸易往来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近年来，随着雕塑品和更多文字资料的不断发 现，早期印度和佛教之间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已日渐明朗，可惜这些新发掘材料的源地 分散，稍集中一点也只有健陀罗和马图拉，加上学者们各持一端，众说纷纭故仍有很多 问题悬而未决。(注：有关佛教内容，参看法斯曼1994年摘要部分；有关马图拉毗瑟拏教情况，参看Srinivasan 1988年报告。)政治史方面，现有的资料多为简单的人 名罗列，纰漏百出的相对纪年表和粗制滥造的绝对纪年表，这些纪年表可信度不高，不 能用作直接证据，但与早期印度艺术史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印度艺术史的研究还 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况且以此为基础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一些进展，尽管理论依据并不 那么充分。 多年来，学者们对印度、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文献已做过寻根问底的深入研究与详尽考 证，估计不会再有新的发现。虽然每年都有不少介绍新发现尤其是货币和其它器物的文 章面世，但由于这些器物多为外国所产且源地模糊，(注：马图拉早期艺术纪年表以Loh uizen de leeuw 1949年哲学博士论文为依据。)故了解早期印度历史的唯一希望和途径 便是常规的考古发掘。早在1931年，J.H.马歇尔爵士就有计划地对呾叉始罗进行了大 规模的发掘(该城位于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约35公里处，前6世纪时为十六列国之 一的健陀罗国都城、健陀罗和佛教艺术中心，中国高僧法显和玄奘都曾到过该城。又译 称竺刹尸罗。——译者)。马歇尔选择此地发掘有二个原因：其一是由于该城曾历经大 夏、塞人和安息统治，后在贵霜帝国统治下达到极盛，故马歇尔要在此寻找一切有关“ 印度西北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历史……以及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这段特殊历史时期 物质文化”的实物资料；(注：文物市场上待售文物的标鉴所标识的出处，有些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这个行业有不成文规矩即摊主从不泄露经手文物的真正来源；作为中间 商他们必须保密，以防被同行探听到，抢了生意；还有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文物都是 从中介人那儿过手的，出于同样理由，中介人也不会透露真情；不懂这个规矩的人会被 标鉴上的源地所误导。)其二是该城地理位置和历史与希腊联系颇多。(注：马歇尔(Mar shall)1951年报告ⅩⅤ—ⅩⅥ。)。1944年，M·惠勒爵士沿着马歇尔的足迹来到该遗址 继续进行发掘，试图揭开印度的历史之谜，(注：惠勒1955年报告P.188。)遗憾的是发 掘工作还未全面展开，惠勒便离开了。后来，印度的考古勘查部和巴基斯坦考古部并没 有把惠勒的发掘继续下去，但惠勒和其它三位博学多才的考古队队长以其完备的理论知 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印巴两国考古工作者影响极大，这三位队长分别是法国赴阿富汗 考古代表团组建者阿尔弗雷德·弗切尔(注：奥利弗1966年报告。)和继任团长丹尼尔· 斯科拉姆巴哥以及意大利东方研究所主席久塞派·图齐。1955年，图齐在巴基斯坦的苏 阿德谷地开始发掘，旨在阐明印度西北部的佛教历史，揭示健陀罗希腊化时期佛教艺术 史全貌。(注：图齐1958年报告P.284。)另外，还有柏林——印度博物馆馆长赫尔伯特 ·哈特尔曾率领该馆考古队在马图拉附近的宋卡地区进行发掘，目的是收集有关古印度 最重要的文化中心——盛极一时的马图拉城邦早期历史的实物资料。(注：哈特尔1993 年报告P.9。) 自60年代起，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境内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为解决早期 印度艺术发展史中含糊不清的问题提供了主要的实物依据。这三次发掘依次为：(1)阿 伊哈努姆城址(曾为中亚希腊——大夏王国东部首府，城名即见于西方文献的尤克拉蒂 迪西——译注)，位于今阿富汗东北边境昆都士城东北。1964—1978年由D.斯科拉姆伯 格负责但主要是由P.贝尔那领导发掘的，发现了印度西北部希腊化过程的重要线索。(2 )布特卡拉Ⅰ号遗址，位于巴基斯坦苏阿德谷地。由图齐教授负责并于1956—1962年进 行发掘。在详细研究了由地面探测收集到的有关地下埋藏的历史信息后，图齐将该地选 作理想的发掘点。(注：法斯那1980年报告Ⅰ：10。)但日常发掘工作是由D.法斯那主持 ，他希望通过细致的地层学发掘，能找到充分的证据来勾勒出全面反映健陀罗艺术产生 、发展和衰落全过程的纪年表。(3)宋卡遗址：恒河谷地中与布特卡拉Ⅰ号遗址类型相 同的遗址，由哈特尔负责发掘。以上发掘有三个共同点：一、规模大，组织严密；二、 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财政预算准确迅速，资金到位及时；三、参接发掘的是一流的考 古学家、精干的技术工人和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 众所周知，上述发掘收获不大，令发掘者们失望，他们没有找到彻底解决健陀罗和马 图拉在佛教艺术渊源和年代上疑难问题的实物证据，尽管有些发掘品带有年代标识，倒 是另外一些零散的器物对解决上述问题帮助较大。(注：法斯那1980年报告Ⅰ：10。)当 然，我们不能将这种失败归咎于发掘者，只能说他们时运不济，没能找到巴卡特立亚国 王王族世系表及其它相关材料，不能为萨卡族(塞族)统治时期的雕塑品断代。坦率地说 ，以上发掘虽未解决早期佛教艺术的难题，但人们不能不承认即就是很多年以后阿伊哈 努姆城址仍是希腊化时期巴卡特立亚城市发掘的典范；布特卡拉也将是印度西北部记载 最确切、发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遗址；宋卡遗址也会成为印度北方邦考古发掘的范例。 从这个意义上讲，又不能称作失败，恰恰相反，这些计划慎密、发掘规范的遗址将成为 以后考古界具有教科书般指导作用的重要例证，通过发掘人们对中亚及印度历史有了初 步的认识。 本文重点也不仅仅是回顾这三次发掘的重要史料价值。多年来，它们闻名遐尔是缘于 众多的考古简报和总结报告(注：伯尔纳(Bornard)和威谦：1983年阿伊哈姆中期报告； 法斯那1980年布特卡拉报告；哈特尔1993年宋卡发掘简报。)以及出土文物的巡回展览 ，学术界对此已给予了充分肯定。目前，上述发掘的清理简报或总结报告已陆续出版或 正在刊印，与大规模发掘工程领导者们的战略战术相比，报告的出版无疑更有意义，尤 其对那些采用并注重非理论性观察和实践研究方法的学者以及在小规模发掘中需要指导 的考古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