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3-0069-06 口述历史的素材主要来自地方和民间，记录的是不见经传、甚或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 生活与思考。口述历史的采撰写访者可以是社区工作者，也可以是地方志的编纂者；可 以是历史学家，也可以是自由职业者。口述历史内容可以与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交汇、 交叉，也可以没有直接关系。口述历史可以反映出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以及传统历 史研究顾及不到的方面，启发人们的思考。 一、作为人文群体的口述者 口述历史主要表现的是有明显人文个性或地方色彩、有自身突出历史与文化特征的人 文社会群体。与传统历史调研方法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当代口述历史的见证人并非出 自上层社会或是名人要人，而主要来自社会各不同阶层。他们也许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目 击者或参与者，但更多是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当代普及教育与调 研方法，已经在美国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在美国中学给学生制定的口述历史作业中， 学生们被要求采访搜集身边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爷爷奶奶的故事，“彼时与此时”的 短文、亲友小传、家史记念集或展览，移民史、社区故事等。[1]学生们通过自己的劳 动，包括采访、整理、汇报和展示自己的收获，将学习与自己的思考和兴趣点有机地结 合起来，培养了个人关心和爱护家庭、社区和地方发展的习惯，以及自己作为一名国家 公民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美国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重视集中在口述者的多元人文群体特征上。多元人文群体包 括移民、妇女、同性恋、激进左翼、女权主义者、印第安人、亚裔、非洲裔、拉美裔等 等。这些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人民经历的是一个多元的美国历史。例如，《阿帕契史诗 ：殁》以最后一个阿帕契部落酋长的回忆为主线，以阿帕契部落近代变化历程为核心， 展示了这一印第安部落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经历，以及这一部落人民特有的思想情 感和价值观念。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作者伊夫·波尔(Eve Ball)采访了三百多位阿 帕契人以及与这个部落有过各种重要联系的其他美国人。这部写于1980年的印第安人史 诗已经成为口述历史的一部经典作。[2]在另一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 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中，作者保罗·布尔(Paul Buhle)在前言这样介绍与他合作的口述 者说：“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 百名不同辈分、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保罗·布尔的采访历时二十 多年。作为一名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教授，他把这部著作看作是一部以“集体自 传”写成的、“包括了我这一代人的左翼家庭历史”。[3](P3—4) 口述历史建立在不同人文群体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的基础上。他们的共同回忆在西 方史学界被称之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3](P2)，也叫“大众记忆”(Pop ular Memory)[4](P205—52)。对此，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有关讨 论对美国学术同行有重要影响。(注：有关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论述，参见 拙著《美国文化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134页；张隆栋主编： 《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 “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也可以产生有关过去和现时的知识”。这里的知识指有历史意义 的知识，是因为蕴含着这些知识的“大众记忆”包含着值得珍视的历史良知： 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有关过去的常识。虽然这种常识也许缺乏一贯性和说服力，但它包 含着良好直觉的成分。这类知识通常在没有任何加工的情况下，在日常谈话和个人的比 较及陈述中不径而走。这类知识也许会在一些带着亲情的文化形式中被记录下来，如信 件、日记、照相册和与过去相连的收藏品等。[4](P210) 大众记忆可以通过口述表达出来，以录音方式记录下来，也可以借助多种流散于民间 的文化形式保留下来。事实上，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者往往会拿出自己保存的文字物 品等，帮助自己在脑海中唤起回忆的某些内容。 对于口述材料蕴含的基于实际生活、良知和普通人思想情感的历史知识，史学者的一 个重要工作是对之加以发掘和客观再现。在这方面，科技的发展，录音机的普及及其性 能的不断提高，被看作是口述历史产生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录音机的存在与应用较以 往手段更为真实、准确地记录下采访的全部内容，使之成为采访者本人和其他研究人员 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此外，作为普及于20世纪的新的传播媒介，录音机与摄影照片、摄 像机等都是不同于传统文字传媒的、作用于人的视听觉与思维的历史记录新手段。这些 产生于20世纪的新媒体可以相互配合使用，从而使历史调研的方式更为丰富充实，并且 能够为后人提供更为真切、具体的历史调查素材。 二、口述史学者的历史阐释责任 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从文化研究角度对传统治学，也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和文献考证，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通过特定理论方法训练的历史学家用来鉴别真伪 或者事物客观与否的尺度，已经使历史学家带有自身的主观色彩。进一步而言，当史学 界自身的文化氛围受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或冲击时，历史撰写便相应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层变化无疑源于史学家自身的变化。与此同时，决定纪录历史“事实”的尺度又何 尝不被文化氛围所包围着呢?不过对这些“事实”的不同阐释反映了不同理论的争鸣。 再者，传统治学注重通过实际考察来证实和辨明历史事实的真伪。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 究中心的学者不满足于以考察和收集“事实”为特征的传统史学态度，认为这种史学态 度虽然注重实际，但他们的方法受局限于档案调研的特定模式，受局限于对作证据用的 文字资料的过分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