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2)03-0046-07 在推进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有冲撞,也有交融。本文 拟从人格角度入手,对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整体人格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结合 具体实例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时段”,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与国家的发展 方向,乃至于国民性等问题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以探究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人格类型及其 特点。 一 提及知识分子的人格,或许人们马上会想到独立人格与依附人格这相互对立的两者。 所谓独立的人格,独立于谁才能称其为独立?所谓依附的人格,依附于谁才能称其为依 附?如所周知,对两者的判断主要依据知识分子与政界及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定。即是说 ,独立于政界及权力,或参与政治但并未被融入到政权中去,是谓独立;与之相反,向 政界及权力靠拢,或被融入到政权中去,是谓依附。有的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人格不变, 或是终生独立,或是终生依附。然而,有的知识分子人格会发生转化。当时代变化,知 识分子的价值观亦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带来知识分子人格的转换。某些知识分子在人格 转换中会表现出人格转换的双向性,即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后来再由依附人格 转换为独立人格;某些知识分子则表现出单向性,即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或由 依附人格转换为独立人格。人格转换具双向性者,将会表现出人格由断裂到整合的过程 。仅具单向性者则不具备这样的过程,或许亦试图整合但以失败告终。笔者将知识分子 的人格由独立转向依附的现象称为知识分子人格的断裂,将对断裂人格进行整合却未获 成功的现象称为人格的虚假整合。 所谓人格是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个人的道德、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总 和。人格结构即由这几个因素组成。人格结构的外部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态度。在近代日 本,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在“道义”与“权势”的冲突中改变着自我。尤 其是当时代变化,“道义”与“权势”的内容亦发生变化时,知识分子的人格会程度不 同地受到影响。有的知识分子放弃“道义”屈服“权势”,有的知识分子则能继续保持 “道义”之承担者身分,还有的知识分子继续“以势驭道”。这无疑在知识分子群体中 具有典型意义。正如余英时所说:“‘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之于 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这不仅中国知识分子 为然,古今中外莫不皆然。”[1](P109)其所谓“突出之‘士’”,是指既能保持“自 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又能担负起批判政治、引导舆论重任的知识分子。如果按这 一标准要求的话,能纳入这一尺度的世界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近代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 。由于近代日本之初模仿欧美采取“文官制度”[2](P18),具有政治人与文化人双重身 分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这样就增强了知识分子人格的模糊性与难以断定性。知识分子 在“道义”与“权势”之间的徘徊状态,是造成其人格模糊性与难以断定性的原因。虽 然如此,当社会思想运动与社会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同时发生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 与态度就会暴露无遗。据此,可将知识分子的人格判定为独立型、断裂型与依附型。这 种划分具有“典型”意义上的划分性质。 对知识分子人格类型的划分及其特点的归纳并不容易,对知识分子人格不同类型的评 价则更为复杂。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应该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时段”,并将知识分子 所处的时代背景、“道义”与“权势”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取向乃至于国民性等问 题综合起来加以考察。至少,在考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时应该如此。 二 “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自我认识的需要,人们在努力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 ,也在满足精神的和理智的需要。社会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不仅瓦解了人身依附的封 建关系,而且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移位。”[3](P4)近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不仅以打破 封建的身分制度及正统世界观为前提,而且相对独立、自由的言论机关也是其诞生的必 要的外部条件[4](P29)。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脱胎于幕末的学塾与藩学校。他们的产生不仅以国内资本主义因素 的萌芽为物质前提,而且还以东亚各国普遍存在的“外来压力”[5](P102)为契机。可 以认为,1873年成立的“明六社”(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团体)[6](P165)标志着真正意 义上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群的诞生。这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团体,以引进西方的哲学、 伦理、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配合政府提出的“文明开化”。同时,他们还将 摆脱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危机视为“使命”。他们的出现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即明治 政府破除旧有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创建新制度,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变革。“明 六社”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开启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文明开化”与“开启 民智”为己任,以《明六杂志》为舆论阵地,宣传新思想,为国家新体制的形成寻找理 论依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明治政府保持着种种关系,从人格角度讲,已不再是纯粹 的依附性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成为政府的官员。例如,森有礼(1847—1889年)出身于 萨摩藩的士族阶层,早年曾留学英美,1870年出任驻美公使,并考察美国的教育制度。 1885年出任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1886年主持学制改革,颁布《大学令》,成为日 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始人。由此可以看出,森有礼是明治时期“倚势行道”的代表。他 摆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凭借明治政府给予的权力,导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及规范。 在文化事业上,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他是兼具政治人与文化人双重身分的知识 分子。 福泽谕吉与森有礼不同,他是思想界的代言人,独立于政府之外。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7](P288)。 他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了“人生而平等,无贵贱之分”[8](P1)的先进 思想。为了维护人民的自由权与生存权,他力主争取国家独立。他的“争取国家独立” 的思想,与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9](P383)政策相统一,后来逐渐演变为带有侵略 性质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也是听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消息后,福泽谕吉 喜极而泣的思想根源。他虽然具备“独立人格”,但从其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支持态 度来看,他的“批判政治、引导舆论”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从福泽谕吉的身上,可以 看出日本国民性的积淀。“即指在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范围内比较普遍的、甚至是居于 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构成国民性主要特征的,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 和道德规范,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10](P 5-6)也就是说,在“富国强兵”的目的意识下,“武士道”作为体系是消灭了,“但作 为道德依然存在”[11](P32)。在这样的目的意识与道德规范的指引下,明治政府的指 导者们对稍为激进的思想采取分化与镇压的政策。他们对自由民权思想(明治启蒙思想 之后的现代化思潮)的镇压就是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