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欧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的研究日趋重视。然而，西欧早近 代市场与前近代的中世纪市场有直接的转承关系，故而对早近代市场的研究迟早要上溯 到中古市场。实际上，在西方对中古市场的研究一直在商业史和经济史的范畴内进行。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世纪商业和市场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长途贸 易”论到“内部根源”论、再到“商业化”学说为主导的学术发展历程。这里我们主要 以对英国的研究为主线作一简要评述。 一、“长途贸易”论与商业和城市研究 市场是商业交换的基础设施，对中世纪市场的研究是从商业史研究开始的。西方学者 研究中世纪的商业起源和商业形态，目前主要存在两大学术流派。一派以资本主义起源 问题上的“长途贸易”论为指导，主张中世纪商业复苏是地中海贸易区与波罗的海贸易 区及北海贸易区之间打开了贯通西欧大陆的国际长途贸易的结果，城市兴起也主要出现 在国际长途贸易集中的商业沿线。他们的观点长期以来代表西方经济史和商业史研究的 主流派，也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学派。另一派坚持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内部根源 ”论观点，认为封建社会自身的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才是商业和城市发展、同 时也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根本原因。这一派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主要在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奠立起来。 在西方商业史研究领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以长途贸易论和城市论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中世纪商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大型 国际集市、中心港口城市和少数大宗产品以及奢侈品的国际长途贸易，很少去注意单个 国家和地区在本土范围以内的地方市场和内地贸易。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总体上显示“商 品经济是外于封建的”，(注：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历史研究》， 2000年第2期，第9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封建制度本身都是在“外来”商业贸易 的影响和侵蚀下趋向瓦解的。 这一派观点的理论倾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历史经济学理 论主要阐述了近代以来市场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产生与运行。他主要不是从生产出发，而 是从交换出发来分析社会历史的进步，认为交换和交换赖以存在的劳动分工、市场与城 市的发展才是历史发展与进步的主线。从这样的思想理论出发，亚当·斯密分析西欧从 中世纪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转变时，认为主要原因是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 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3卷；参见王渊 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第43页。)亚当·斯密的学说开启了欧美学者研究经济史的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思潮的先声。 进入20世纪以后，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和德国学者马克斯·韦 伯等人又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 亨利·皮朗是“长途贸易”论的主要奠基人。他研究中世纪欧洲经济史首先注意到11 世纪时北欧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起来，认为这是欧洲国际长途贸易恢复后的结果。他说 ：“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在南方是威尼斯，在北方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航运。”(注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页。)在此之 前，他假定东西方贸易和欧洲内部的国际贸易在加洛林时代因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断绝 ；(注：皮朗有一个的著名的观点，即：“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10世纪以 后，特别是随着“十字军”东征以后，阿拉伯人的阻隔又逐渐被打破，“整个地中海向 西方开放，或者说重新开放了，”欧洲的海运商业由此兴起。“随着海运商业复兴而来 的是海运商业向内地的迅速深入。不仅是农业因市场需要农产品而受刺激，及受交换经 济的影响而变成交换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出口工业。”(注：亨利· 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31页。)海运商业向内地深入，刺激了农业社会 的变化和商业经济兴起。所以，皮朗强调：“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 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的。”(注：亨利·皮朗：《中 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44页。)总之，在皮朗看来，长途贸易的恢复是改变欧洲的 契机。 这种长途贸易理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罗·斯威齐等人的继续发展。斯威齐与多 布进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争论时，从总体上赞同“贸易的发展是西欧封建主义没 落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主要根源于国际长途贸易的商业活动是促成新的生产体系产 生的主要动力；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新生产体系冲击着“为使用而生产”的旧生产 体系，最终促使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到了20世纪70年代，费尔南·布罗代尔又为长途贸易论思想做了重要的阐释。布罗代 尔在其研究欧洲经济文明史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经济世界”的观点。他构架的“经 济世界”主要由大城市联结的国际长途贸易组成。在论及中世纪的“经济世界”时，布 罗代尔曾认为，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有两大“发展极”，即意大利和莱茵河下游的北欧地 区。他说：“正是在这些年代(1130-1160年)，尼德兰和意大利北部这两个电极真正接 通了电路。电流大体上经由法兰西地峡从南到北地贯穿欧洲。”“在欧洲地域建立起来 的新的经济世界以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为中心。这一空间很早就具 有经济世界的区域特征。”(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商务印书馆1 997年版，第127页。)在布罗代尔看来，这个“经济世界”内部的长途贸易形成了商业 性的城市网络。不过，他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经济变化已经“把城市网络的次要点 拖得筋疲力尽，而主要点却从中得益。”(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 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02页。)所以，到了近代 早期，主要是伦敦、巴黎、开罗、伊斯坦布尔和北京等这样几个大城市拉动着整个世界 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