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76.1；K54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2)02-000 8-05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 进步的变革。它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高扬起了向现代社会破浪疾进的风帆。在这场以 思想解放为主旋律的新文化运动中，新崛起的资产阶级在古典文化的启迪下，用以人为 核心的崭新的意识形态，反对以神为核心的陈腐的意识形态；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取代 了以天主教神学为主导的封建主义旧文化；用对主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直接体验和深层 次思考，打破了蒙昧主义对人的理性的桎梏。基于此，在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中，就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把天主教与文艺复兴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认为在两者的关系中，只 存在后者取代前者，并彻底否定和抛弃前者的绝对对立，而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扬弃， 吸收其有用的东西为己所用的某种文化上的薪火传承；认为教会中人尤其是头面人物与 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间只有仇视和对抗，而无友谊与合作。 然而，随着有关文艺复兴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纵深发展，越来越不可置疑地表明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锋芒所指的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如同世界上任何相互关联的事物之 间的关系一样，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僵化的而是多变的，彼此间既有抗争、对 立，又有传承乃至合作。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与教会上层乃至教皇间既有迫害与反迫害， 也有依存、利用甚至深厚的个人情谊。天主教与文艺复兴之间既有变异也有遗传；既有 本质差别也有血脉相连。 一 肇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中，均显露与天主教割不断、理还 乱的欢喜冤家之情结。 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被恩格斯誉为划时代的伟大人物的但丁[1](P269)，他的不朽 名作《神曲》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了西欧由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中 ，既反映了意大利的现实生活，表明了渴望祖国统一，要求理智解放，情感自由，肯定 新思想和新生活的情怀，又打上了中世纪天主教世界观的烙印，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 ，洋溢着对上帝和天堂的真诚向往，融人文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神学观念、中世纪传统思 想于一体。 如果说，但丁的跨时代性使他难以彻底与旧时代决裂，摆脱旧思想旧传统的影响，在 开创文艺复兴新时代的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势所难免，且不足为训的话。那 么，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从意大利到英伦的所有人文主义巨匠，无 一不是“既非不信教者，也非无神论者”[2](P208)，大都有着非常坚定的天主教情结 。甚至本身就是教会上层人士乃至教皇。 被尊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得拉克，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研究古典文化的带头人 ，而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人间真情，其追求个性解放、个人爱情和荣 誉的激情洋溢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这同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彼得拉克不仅没有同天主教进行决裂，而且还对教会表达了敬意。他在给友人博卡 西奥的一封信中，在强调求知的重要的同时，将求知之路与无知之路并提，并指出在“ 虔诚”的引导下均可通向幸福[3](P6)。达·芬奇一生崇信实验科学，是文艺复兴中多 才多艺“巨人”的典型代表，然而在他晚年卧病在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感到死亡， 于是请人一遍又一遍讲解《圣经》中的教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主张用理性来对抗宗教信仰的无上权威，用“人 学”来取代神学，但是，其复兴或创新没有脱离中世纪西欧天主教文化的土壤。人文主 义者的许多文学作品均借用了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或梦境等形式，在思想体系上也或 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受到天主教神学的支配，但丁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诗人塔 索也是这样，他在其叙事诗《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通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思想 文化的冲突和较量来显示天主教信仰的力量，表达其对天主教文化的依恋。即使其思想 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对早期资产阶级身上暴露出来的一些卑劣的自私品质进行过批 判的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其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圣经》的影响，西方学者 奇蒙·诺布尔就写有《莎士比亚的圣经知识》一书对此进行介绍。另一学者樊戴克通过 数学统计明确指出，莎士比亚每一剧作引用《圣经》的平均次数竟达14次之多。 天主教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密切关系，除了表现在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有着难舍 的缱绻之情外，还表现在天主教会乃至教皇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和直接参与。令人文 主义者所倾倒和努力模仿的古典文化，主要来自于中世纪前期修道院所保留、抄缮和翻 译的古希腊罗马文献。大批的学术人才、知识巨匠都是修道院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辉映下，在罗马教廷甚至还出现了尼古拉五世、庇得二世这样的人文 主义教皇。第一个文艺复兴教皇尼古拉五世不仅自身是位第一流的学者，并且十分重视 对古籍的收集和整理。当他还是一位普通教士的时候，就曾因购买手稿或请人抄写手稿 而身负重债。成为教皇之后，他充分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搜集和整 理古代文献，并最终为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办奠定了基础。受到伊拉斯谟人文主义者广泛 批评的朱理亚二世，同样是当时最著名的艺术的倡导者[4](P208)。他把布拉曼特、拉 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聚集在自己周围，决心使罗马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为实现这一夙愿 ，这位极其暴躁专横的“野蛮人”，对米开朗基罗这样伟大艺术家也十分克制，极为笼 络。正是由于他们对人文主义艺术的赞赏、宽容和扶持，使罗马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文艺 复兴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