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现实间的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和平主义者

作 者:

作者简介: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熊伟民(1956-),男,湖南桃江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原文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不惜代价地追求和平,是30年代英国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轰轰 烈烈的和平主义运动的失败。面对着信仰与现实的冲突,和平主义者陷入了两难选择之 中。他们修正了自己的立场,不再妨碍国家的战争努力,同时继续探索和实践实现理想 目标的途径和方法。他们的乌托邦理想,与社会实际脱节,结果,不是和平主义者改造 了现实,而是现实改造了和平主义者。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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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2)02-0112-05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和平主义者来说是一种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既没有能够 防止战争的发生,又没有使英国避免卷入一场新的欧洲冲突。新的形势下,是继续坚持 自己的和平主义信仰、反对政府的战争努力,还是同政府合作承担一个普通国民的责任 和义务?和平主义者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他们对战争的回应方式,不仅反映出和平主 义者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取向,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社会即使在战争形势下的 政治氛围。这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英国的政治生活,也许并不是没有帮助的。

      一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话是对的,30年代,“支持妥协”是大多数英国 人的一致意见。有的人(比如他自己)甚至进一步主张:“不管受到怎样的挑衅,战争在 当时都必须避免”。[1](P467)为什么这样呢?和平主义者的解释颇令人惊讶——尽管他 们对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和侵略行径同样表示厌恶和愤慨——一场“保卫民主的战争”实 际上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因为“如果要战胜法西斯,这就需要在每一个方面都超越它… …而为着要打败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这里(英国)就有必要推行法西斯主义”。[2](P146 -147)

      不管这种逻辑是多么的混乱和荒唐,和平主义者拥有广泛市场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现实的动力。英国的岛国地位,使她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境地 ,很少有遭受外敌入侵的危险。因此,和平时期常备军数量比较少。在中世纪,国王主 要依靠民兵作战。1181年的《武器法》规定:“每个(自由民)应当起誓,……他将以手 中之武器,效忠国王亨利陛下……他将佩带这些武器,应召服役,效忠国王陛下和王国 。”[3](P2)《武器法》要求每一个自由民自备武器,定期在当地民兵军官的指挥下受 训,并时刻响应国王号召而服役。17世纪英国的民兵制遭到破坏,19世纪以后又得到恢 复。近代英国的殖民活动和维护领土安全的责任主要依靠一支无与伦比的海军力量。海 军基地靠近港口,主要用于对海外作战,并且人数相对有限。所以,人们不怎么害怕海 军力量的扩张,对陆军常备军力量的发展却比较敏感。一支相当数量的常备军的存在, 对和平生活和国内政治总是一种潜在威胁。人们担心政治家将其作为手中的工具对付竞 争对手和强奸民意。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和立宪君主制形成的过程中,议会制定 了一系列法律来限制国王扩充武装和招募军队的权利,体现的正是一种反常备军和反军 国主义的情绪。

      与这种反常备军传统相适应的是近代英国和平运动的兴起。17世纪中叶,乔治·福克 斯的公谊会教派,宣称以反对任何战争和暴力作为信仰的宗旨。1816年,英国诞生了第 一个和平主义团体——伦敦和平协会(the London Peace Society),这被认为是英国近 代和平运动的开端。此后,和平运动不断地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社会 势力。

      从现实的角度讲,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主要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遭受的巨大 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经历,它影响到英国社会的每一个家庭,给各阶层人们在精神上 和心理上以强大冲击。避免战争,反对军备,成为一种普遍愿望,这为30年代和平运动 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也是英国政府长期推行绥靖政策的社会基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引起英国和平主义者的关 注。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莫德·罗伊登(Maude Royden)女士发起组织非武装的和平军团(t he Peace Army),有800人响应号召。罗伊登准备将其派到中日军队正激烈交战的上海 ,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人道主义的人墙,想以此来阻止战争。但因得不到国联支持,只 好作罢。不过,她的计划也实在太天真了。

      希特勒上台后,和平主义者纷纷表示,不仅他们自己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而 且“要以一切合法的方法去劝阻其他人诉诸于战争”,特别是“吸引最大量的年轻人拒 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4](P137)。这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1934年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组织的关于“国王与国家”的讨论,正是这种影响的 回应。因为“为了国王与国家”,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有力 口号。结果,俱乐部以275票赞成、153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动议:“决不为国王和国家战 斗”。[5](P314-315)其他大学起而仿效。动议传到美国,同样引起美国校园的一片喧 嚣。

      通过集体安全体制制止战争,是30年代英国和平主义者的积极主张。1935年,由国际 联盟协会(the League of Nations Union)等和平主义团体共同组织的“和平投票”, 有1154万人参与,结果,90%以上的人赞成通过集体安全体制来避免战争。[6](P265)30 年代中期以后,由狄克·谢泼德(Dick Sheppard)领导的“新和平主义”或“和平誓约 同盟”(Peace Pledge Union)成为英国和平运动的旗帜和象征。他们积极支持张伯伦政 府的绥靖政策,鼓吹不惜代价的单方面裁军和妥协。[7](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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