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19；K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2)02-0109-03 修道院制度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宗教道德上，它主张绝对放 弃现世世界的一切物质享受，包括快乐、财富以及荣誉，还有家庭生活与社会，体现了 一种自治的基督教的秩序与原则。在经济上，修道院构成一个独立的有机体，修道院制 度的沉浮与其经济的盛衰密切相关，“一切伟大宗教的创立，与其说由于神学，不如说 由于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1](P69)若想正确地认识修道院制度，须从剖析它的经济 演变入手。 一、修道院经济的封建化与世俗化 修道院建立的初衷意在摆脱世俗的纷扰，远离喧嚣的尘世，以确保自身灵魂的拯救。1 0—11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使新的寺院修道团体如克吕尼派(Cluniac Order)、西多派 (Cistercian Order)等相继兴起。1098年在法国第戎附近旷野中创建的西多修院，即是 一座纪律极其严格的隐修院。尤其在第三任院长英国人斯蒂芬·哈丁治理下，西多会的 影响在西欧迅速扩大，1115年建立了4所分院；1130年西多隐修院有30所，到1168年已 达288所，一个世纪后增至671所。[2](P284)为了避开人群所常到的喧扰场所，修士们 故意寻找欧洲辽远而又偏僻的不毛之地，艰苦创业。“虽然他们身尽劳累折磨，因执勤 而疲惫不堪，因禁食而虚弱无力，但他们却像秋蝉，越是饥饿难耐，叫得就越响亮。” [3](P288)他们被誉为中世纪时代的“清教徒”。 然而，“尽管西多修会努力想使他们自己脱离现实世界，伯纳德(Bernard西多修会的 创始人之一)一生不懈努力，想避免滑入世俗事务的漩涡，但事实是12世纪西多会的发 展，完全是世俗性不断增长的过程，就像后来的清教徒。西多会发现，他们生活节制、 努力工作的美德和他们财富的积累、朴素精神的腐蚀导致的窘困结果是孪生的。”[4]( P181)随着西欧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社会生活也因财富的增加而丰富多彩。修道院的 苦行僧未能恪守自己的教旨。没过一个世纪，西多会修道士就变得极其富有，而且还以 精明的商人和商业农场主闻名。[5](P268)导致修道院信念颓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 通过遗赠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其它财产，吸引大批贵族子弟跻身修院担任高级教职，且 将封建的世俗关系与观念一并带入。西多派的大部分土地，也像世俗封建主那样放租出 去。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修院占有36500公顷的土地，租佃给了10000多佃农来耕种。其 庄园内部的结构与管理和世俗封建主庄园毫无二致，甚至比世俗贵族更具压迫性。因为 一个修道院的生命期不像一个贵族，它不必追求艰难的开垦必须在一代人之内收回劳动 投资，需要长期的规划，而教士团体比起经常去进行军事征伐的骑士贵族，更固定地居 住在地产上。[6](P188)12世纪之前，寺院的经营主要限于农业范畴。它们按照本地情 况发展特殊生产，在出售产品方面也极其活跃，许多寺院都有自己的市场。13世纪时， 几乎所有的寺院都被豁免了沿公路与河流的通行税，而且它们还力图在其市场所在地区 内保有某种贸易的专利权，……有些地方寺院享有葡萄种植的垄断权，同时，小生产者 被迫使用寺院的榨酒器，为了这项使用权须付大量葡萄酒税。[7](P247)另外，食盐的 需求及交易与葡萄酒贸易几乎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庄园制时期，几乎没有一个盐井 不被某一寺院全部或部分地占有的。[7](P247)。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意大利北部商人和犹太人以外，还没有放债取息之事 ，教会一向禁止所谓的经商与放高利贷。关于这方面的立法卷帙浩繁，然而却正是教士 首先干出他们自己所谴责的罪恶勾当。宗教机构中的人员，起初放债的利率是7%-12%， 这在当时尚称公允。[8](P78)但它的影响却是极坏的。“在11和12世纪，宗教团体是唯 一的放债者，只有它们拥有保持得好好的仓库，只有它们是剩余物资的主人，甚至在13 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一个人还可能陷入那些可信托的修女和僧侣的魔掌里。”[7](P251 )德国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在斥责教会的高利贷时讲到：“教会应该发光，为属 世的人作一个模范。但它们倒行逆施，肆意丢弃上帝的戒命和对他的服务，以便作恶盘 剥。”[9](P58) 13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的兴起、王权的加强、农奴的解放和工商业的发展，修道院作 为封建经济的组成部分，受到直接的冲击。其日常生活费用的开支逐日增大，寺院为索 回债款等世俗事务的诉讼费日渐增加。另外，寺院的土地分布很散，管理困难，寺院的 地产亏损越来越严重，“由于占有大量庄园和必须注意庄园所有部门的经济情况，住持 和院长已从专心于服务上帝的朴素教士变成了大地主，他们也有着地主的一切困难与麻 烦，周围是一些牢骚满腹而又难驾御的佃农。”[7](P252)寺院经济以庄园制度为基础 ，庄园制是封建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与农业文明完全相适应的教会的禁欲观念，促使 教会永远怀疑社会变革，而这些变革又是它所无法阻止，而又不得不服从的。[10](P26 )另外，寺院拥有的大量财富和僧侣们所宣誓的安贫乐道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改 革者自己也十分清楚，教会的权力与财富的增长，引起了某种世俗化的危险，这种来自 教会内部的危害，似乎比他们所反对的外部邪恶更加危险。[11](P155)罗素认为：“假 使教会的道义上的力量没有从内部削弱的话，攻击教会的一方就不能取得道义上的力量 。”[12](P47)修道院经济的世俗化，窒息了它的发展。建造圣城的精神工作的意外物 质收获，不仅是它在精神上胜利的证明，而且也是陷阱，它使精神竞技者深陷其中。[1 3](P140) 二、修道院追随教廷演变为民族国家的异己力量 修道院组织作为教廷的近卫军，被教皇驱使利用，它们相互支撑，互为援手，组成共 同利益的集团。修院本身拥有政治、经济大权，自成体系，且追随教皇，不受王权管辖 。而君主作为民族的象征，要加强集权必先铲除异己，行使自主权，岂容教皇及其势力 干预本国内政。随着城市的建立和王权的加强，世俗君主与作为西欧统一组织最高首脑 的罗马教皇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修道院作为教廷的同盟或下属，势必要受到殃及和 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