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步观与18、19世纪西方史学

作 者:
何平 

作者简介: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博士,四川 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人类历史就其本质而论是变化、发展和进步。反映了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历史进步 观因而构成了现代历史意识的基础。本文探讨历史进步观刚出现时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 影响。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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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1-0082-05

      历史进步观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包含三个主要论点:(一)社会演化受规律支配;(二)理 性和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三)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和有目的的过程。历史运动 的方向是前进的,各地的人类为进步做出贡献,同时又继承、分亨和继续创造文明成果 。历史进步观和启蒙思想在18、19世纪导致了西方史学理论的更新,促进了历史研究和 编纂重心的转移、范围的扩大、新型体裁(如文明史)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如比较法和综 合法)的出现,宣告了近代史学体系的确立。在全球化和人类社会迅速进步的当代,历 史进步观的意义仍十分明显。本文简要讨论历史进步的理论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一、历史进步观产生的背景

      古代罗马的历史观基本是循环论,波利比阿(200B.C—118B.C)的政体循环论就是一例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编纂史则以宿命论和退化论为其框架,人类历史被按照圣经故事加 以编排整理。奥古斯都和博绪埃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圣经故事的年代记和后续 事件。至中世纪末期,人文主义者向这种历史理论挑战,他们把历史重分为三段:罗马 时期、黑暗时期和复兴时期。后来“黑暗时期”又被改称为“中间时代”和中世纪(mid dle time,medium aevium)。①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家如丁·斯卡里格试图解决基督教 史学理论关于世界年龄的分歧,他根据天文学和数学的最新成就,把创世定为BC4713年 。但所有这些作法都未能解决基督教史学理论的范式危机。

      文艺复兴时期前后,不仅基督教神学史观关于历史的起点和分期的理论,而且其关于 世界历史的统一性的学说也受到挑战。传统的基督教世界史的统一观是建立在人类(实 际上仅是欧洲及其邻近的几个民族)的共同起源(亚当、夏娃)、共同的道路(乐园——堕 落——惩罚——末日审判——复归)、王室系谱的单一性(所有的王室系谱都可追溯自中 东)的基础上,15世纪末叶以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非洲、美洲、西印度群 岛、中国、印度等等一系列民族和文明的出现,使基督教世界史的狭隘空间观念不仅被 彻底超越了,而且,随之而提出一系列问题,例如,怎么能够把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王 室纳入这样一个王室模式呢?②怎么能够说那些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民族也 是在共同的基督教救世的道路上呢?基督教世界史统一观的两个假说,即王室系谱的单 一性和各民族道路的共同性最终宣告破产了。此外,传统基督教历史理论赖以立足的自 然观——地心说在1543年也被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所推翻。更为重要的是,旧史观关于 历史发展的退化论和循环论又直接同近几个世纪西欧社会发展巨大进步的事实相抵触。

      16世纪前后,思想敏感的历史家已开始尝试摆脱旧史学理论的方法,波丹就于1566年 发表《理解历史的简便方法》,“试图用新的世界史理论来代替中世纪盛行的世界史模 式”。③他主张把人类史和宗教史分开来写,并认为宇宙间存在普遍规律,研究历史的 整体性能,认识历史规律。波丹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波动中存在一种上升的趋势,人 类的远古不是黄金时代,而是野蛮时代,今天才进步到文明开化和有秩序的社会时代。 ④

      培根和笛卡尔也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旧历史编纂学。培根撰写了题为《学术的进步》 的论著,提出历史研究应当通过分析和归纳散见于各种文字和非文字的史料(例如钱币 、铭刻甚至谚语、传说等等)中的历史片断,来恢复和重建被时间所湮没和遗忘了的过 去的历史记忆。培根这种关于历史认识从感性材料开始的观点,对于纠正长期以来统治 西方史学的被歪曲利用的亚里斯多德的演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笛卡尔则从获取历史知 识的途径去批判旧历史知识。他主张新历史知识必须建立在系统考证的史料的基础上。 ⑤培根和笛卡尔的方法论批判使新历史思维得以从认识论上摆脱基督教历史理论,并建 立正确反映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的理论。17世纪末叶法英等国文艺界“古今优劣论争 ”中,“关于历史持续进步的观念……开始具有科学的一致性,并受到公众的普遍注意 ”。⑥

      18世纪法国的理性主义史学家把自然规律的观念引进了历史领域,终于“发现”了文 明运动的“一般原因”和规律。在他们看来,理性是社会进步的终极原因,因为理性是 人的一种“自我完善化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类“日新月异地发明千百种新的需要” ,“并且创造出千百种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⑦从而促使社会不断前进。⑧人的理性 同自然法又是一致的,⑨这就保证人的活动合符自然规律,带来人所预期的进步成果。 因此,进步是人类精神构造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然规律。启蒙时代的社会科学,由于牢 固地植根于这种进步观念之中,“宗教信念、道德和法律观念、语言和制度”等等“都 被以发展的观点来加以解释”,⑩历史编纂学最终也受到深刻影响。

      二、历史进步观对18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形成于自然科学、文学和哲学领域的进步观念对历史学的巨大意义早就被像伏尔泰和 休谟这样的哲学家兼历史家的大师们所认识,因此他们在一些论历史研究的论著中,积 极主张用进步的观念来观察和追溯历史。伏尔泰(1694—1778)召号历史家着重研究人类 精神文明和风习的进步。休谟在《论历史研究》的论文中,把用进步的眼光来考察人类 在科学艺术和风习文明方面的发展历史,规定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11)并且率先写 出了《论世界历史及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从查理曼到路易十四时代》一书。在这部经 典著作中,作者认为历史就是理性和迷信不断进行斗争,理性战胜迷信,从而推动历史 进步的过程。宗教和迷信是时代没落的标志。人类的启蒙程度愈高,则时代愈伟大。他 对未来满怀信心,深信人类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的发展必将向着理性、公正、物质 和精神不断完善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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