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留学生与中日两国早期的现代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广西师范大学 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范丽萍(1966—),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原文出处: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19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入侵的影响下,中日两国开始启动本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在这 一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在两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 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留学生既是西学东渐的承担者,又是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也是 社会制度的变革者。由于两国的国情不同,两国留学生作用的发挥也存在着差异。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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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1)04-0075-04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19世纪中后期可谓历史的瞬间,然而对于中日两国而言, 它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因为在这短暂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之中,东方与西方文明 之间的对话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两种文明的对话从军事冲突开始,继而转向经济、政治 和文化诸方面。由于在对话中的失败,无论承认与否,西方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 的生产力亦开始成为中国和日本学习的对象,中国和日本也由此开始了学习西方、赶超 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东方诸国学习西方的文明,大体上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西方人 的传入,一是派遣本国学生远涉重洋去西方留学。如此一来,在中国、日本两国近代社 会转型时期,在中国、日本两国启动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即 留学生群体产生了。它一经出现就注定了要与两国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

      一、两国派遣留学生情况之对照

      1862年,日本幕府准许年轻学生为学术和贸易的需要出国留学。当时幕府和诸藩向英 、法、美各国派出了留学生,此为日本近代派遣留学生的嚆矢。幕府政治在国内各派力 量的联合反对下被推翻,新建立的明治政府继续推行并不断完善派遣留学生的政策。18 72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出国留学规则,将留学生分为官选和自愿两种,从出国的具体手 续到归国后的义务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翌年3月政府对规则又作了进一步增补。1875年5 月文部省制定了留学生贷款规则。1882年2月又制定了官费留学生规则。在这种政策的 激励下,1874年前后,包括维新前就居留在外国的人数在内,仅在美国留居的人数就超 过200人。[1](P198~199)

      中国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肇始于1872年。在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的倡议下,1871年,曾 国藩、李鸿章等人奏请清廷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2]。次年,清政府 即派容闳、陈兰彬率首批幼童30名赴美国学习。到1875年10月,清政府共派出4批幼童 赴美,计120名。几乎在同一时间,福州马尾船政局挑选刘步蟾等人赴英、法参观学习 。到1887年,船政局共派出3批共70名留学生。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洋务派苦心经 营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而对手竟是弹丸小国——日本,这一奇耻大辱极大地刺激 了清政府和国人,同时也激起了人们的留学热情。1896年马尾船政局派出了第4批船政 留学生赴法国、比利时学习;两江总督张之洞也于是年挑选了40名通西语的学生赴英、 法、德等国学习。不过,此时国人的留学方向已发生了改变。想当初,日本和中国都曾 受西方的入侵,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是同时启动,日本却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上 了富国强兵之路,并打败了昔日的老师——中国。这一事实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人们希 望从同为东方国家的日本那里学到富强的方法。于是,留学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 为一种风气。莘莘学子们纷纷负笈东渡扶桑以寻求救国的良方。到1906年留日学生的人 数已在8000—10000人之间。中国政府还制定了留学生规则。

      中国、日本两国在派遣留学生方面存在着共性和差异性。就共性而言,两国在19世纪7 0—80年代派遣留学生的方向相同,都是派往欧洲和美国。在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上的共 通之处是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以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正如容闳所言:“ 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 自强”。[3]可以说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是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付诸实践的具体体 现。

      就差异性而言,日本人派遣留学生的时间早于中国。日本最初的派遣时间为1862年, 中国为1872年。两者首次派遣的时间相差10年。其次,两国派遣留学生的方向有所不同 。中国的派遣方向有一个改向的过程,即中国留学生的派遣经历了先派往欧美,再到以 日本为主,最后向欧美、日本并派的过程。影响派遣方向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泱泱大 国中国竟成为蕞尔小国日本的手下败将以及中国朝野对该问题的反思。第三是两国学习 的内容和学习过程不尽相同。就学习内容而言,19世纪70—80年代中国留学生所学以“ 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和“西人擅长之技”为主,对西方的政治 典章制度涉及者可谓寥寥无几。而日本则是全盘学习。既包括“船政”、“军政”、“ 步算”、“制造诸学”和“西人擅长之技”,也包括西方的政治思想、典章制度。这反 映出两国留学生学习过程的差异:中国是学西方器物与学西方制度两个过程的割裂,日 本则是两个过程的并举。

      二、留学生在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由于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是在本国内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靠外力因素作用 的结果,因而,两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需要从外部向本国传输、移植现代化的必 备条件。这在当时表现为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和管理技术以及政治典章制度 。在西方文明传输、移植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艾普特先生就认为 ,一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知识分子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他们“最倾向于尊 重自由的文化”,他们是“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重要媒介”。[4](P177)

      留学生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知识分子群体,是适应当时的社会客观需要而产生的 。它在两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首先表现在,留学生是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 政治思想的传播者。两国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就在于学西方、图自强。奕曾奏 称:“臣等查泰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彼所长,辅我所短 ,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5](P160)日本的情况亦大体如此。正是基于 此目的,留学生们在所派往国苦学西学。其所学既包括枪炮、水雷、驾驶、制造理法、 化学、矿务等自然科学知识,又包括万国公法、外语、哲学等社会科学内容。随着留学 生学成归国,其所学之西学也被带回国内,影响着国人。留学生也因此而承担了西学东 渐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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