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6—30日，第六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贵阳召开，这也是我 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在新世纪的第一次盛会。这次会议由《世界历史》杂志社、贵州师 范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并得到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武 汉大学历史系及高级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高等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贵 州历史学会、贵州电视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青年学者参加了 这次会议。26日上午，开幕式在贵州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院举行，由贵州师范大学历 史系主任杨绍先主持。《世界历史》副主编沈永兴致开幕词，他指出了召开这次会议的 目的与意义，介绍了本次会议筹办的情况，对青年学者过去取得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 希望青年学者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展开百家争鸣，并展示自己的才华，强调要重视理论学 习，贵在开拓创新，坚持严谨治学。他还转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武 寅对这次会议的高度重视及对与会代表的殷切希望。贵州社科联、贵州社科院、贵州师 大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也亲临会场并讲话，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26日下午，会议的特邀佳宾，即中国人民大学的李世安、武汉大学的向荣和天津师范 大学的侯建新相继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李世安作了题为《美国的宪法改革与政府体制 改革》的报告，他认为，随着战后美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变化，美国的宪法和政府体制越 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宪法条文过时，政策老化，机构缺乏效率的弊端愈发凸显。 美国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兴利除弊，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改革人权政策，增加人权 中的社会权、经济权和文化权，以及提高政府效率，增加透明度，反对腐败等。但由于 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美国的宪政改革只能是有限的、缓慢的和充满困难 的。向荣报告的题目是《16、17世纪英国的啤酒店问题》，他认为，16、17世纪啤酒酿 造技术的进步，贫穷的大量滋生，传统文化中心从教堂到酒店的转移，致使酗酒者与啤 酒店猛增。由此可能诱发的社会秩序动荡让上层人士忧心忡忡，为防微杜渐，英国上层 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移风易俗，消解了这一隐藏的社会问题。啤酒店问题 的意义在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改造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秩序，这对我们不无 启示。侯建新教授作了题为《西欧与中国：前工业化社会异同比较》的报告。他认为，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方和西欧，虽然都以人身依附关系为本质属性，但各自传统中所 蕴藏的、能与现代化社会相契合或相接近的结构性因素(财富积累、法律保障与要素市 场三个社会机制)却大不相同，正是这些不同性质的结构性因素使得西欧的身份政治关 系逐渐被契约、货币关系取代，从而进入了市场经济+契约社会的“双轨”或“多轨” 时代，而中国却始终处于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单轨社会”时代。该报告力图解答近代 东西方不同发展道路这个重大理论问题，激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根据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会议采取分组讨论的形式。围绕近代早期中西社会转型、 现代化与落后地区的开发、现代国际关系等问题，代表们相互切磋交流，发言踊跃，气 氛非常融洽，讨论异常热烈。下面对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作简要介绍。 一、近代早期中西社会转型问题及其他问题 比较中西社会转型，首先要了解东西方在向近代社会迈进时，两者究竟存在多大的差 距。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必然导致不同的结论。中西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在 政治上，东西方君主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首都师范大学的施诚在《论中古英国“国 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一文中提出，中古英国国王被要求依靠“自己的”收入(即王 领的收入)维持日常行政开支和王室生活，但后来税收成为国王收入的主要来源，“国 王靠自己过活”不过是有名无实。侯建新指出，“国王靠自己过活”这一原则本身就表 明西欧王权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掣肘，后期国王的收入范围增加，但仍然受到议会的牵 制，原则本身并未根本改变。在中国，这样的原则根本不可能提出。因此，探讨这一原 则为何仅盛行于西欧等背景问题可能更有意义，更能揭示中西封建社会的差异及其发展 速缓问题。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两者产生不同的政治文化。《世界历史》杂志 社的段启增认为，中间等级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中国社会缺乏中间阶层，所以上下之 间难以沟通，西方则有较多的沟通渠道，可使冲突更多地采取温和的改良方式。他还指 出，当今西方学术界存在一种拔高中国文化与生活水平的现象，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 兰教授认为，19世纪以前，中国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与西方持平甚至略有过之，弗兰克的 《白银时代》也高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武汉大学的向荣认为，西欧改良色彩较浓 除了其生活水平较高外，也与基督教伦理相关，它一方面维护等级，另一方面也谴责富 人，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在转型时期，东西方生活水平也不一样。天津师大的赵文君 从信贷角度证明，英国中古近代之交乡村盛行的是生产投资性借贷，而非消费借贷，因 此当时农民的贫困是相对的。 西方社会顺利转型，而东方却停滞不前，这种现象是多种社会因素造成的。天津师大 的龙秀清对学界通常认为天主教阻碍社会转型的观点持有异议，他在《教廷财政的近代 转型》这篇文章中，通过对近代早期教廷财政机制的实证研究，以大量数据证明，从15 世纪起，罗马教廷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从依赖封建特权到运用现代金融手段的变化， 教廷的经济生活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与原则的运行中去，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 比当时欧洲的世俗政府更为保守，这种变化减少了社会过渡的阻力。天津师范大学的孙 立田则对英国乡村教育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作了细致探讨。他认为，英国乡村教育的不断 发展，使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为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动 力和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