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史学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历 史上和史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代学者梁启超指出：“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 。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东籍月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可见 西学对中学之重要。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大量涌入中国 ，对中国乃至东方社会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认真地研究西方克里奥女神在东方的命运， 搞清楚西方史学在东方的回响，无疑是一项重要而又极富现实意义的工作。 交流本来是双方的互动过程，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被”。但是，由于近代中 国落后的特殊原因，在中西史学交流中，西学东渐的研究显得格外的重要。由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的《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一书，正是这方面具有创新意义的一部专 著。该书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鲍绍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姜芃、于沛、陈启能三位研究员合著，全书共五章，内容包括：西方史学东行历程及其在中国的反 响；西欧、日本、中国：19世纪文明史学东渐的三部曲；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英国新社会史及其在中国的回响；法国年鉴派与中国史学以及前言和两个附录（20世纪前半 叶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论著索引和近2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共约23万 字。 从内容上说，本书涵盖面较宽且重点突出。全书包括一个总论和四个分论，以西方非马克 思主义史学作为研究的重点，同时，又不受此例限制，还包括了对二战后成为西方新史学重 要流派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在中国影响的研究。文明史学也可视为西方实证主义史学 的早期形态，在西方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标志历史研究发生重要转向的史学派别，20世纪的 中国史学从源头上讲与文明史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抓住这些进行重点剖析，对于认清20 世纪初的新史学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形态史观在三四十年代 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即使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同样具有 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战国策派之累，文化形态史观在此后的中国一直受到批判。然而， 批判和行政手段并不能解决学术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化形态史观再度传入 我国，并立刻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的影响，这是一种颇具典型意义的现象。年 鉴学派也是如此，它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几次重要的转向，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西方史学发展 的新方向，因而在西方史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选择这样几个学派进行重点研究，可以 说既抓住了论题的关键、又突出了重点。 从体例上说，本书以20世纪西方史学的传入及其反响作为全书的重点，着意突出了以下两 个特点：一是选取西方史学中本身具有代表性而在中国史学界又引起较大反响的四个流派作 深 入地剖析，而不是平铺直叙地进行概述，这就避免了把本书写成一本综述性的著作，这种通 过解剖麻雀的办法，达到了从典型了解一般的目的。二是本书不是只叙述这四个流派传入中 国的情况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反响，而是首先对这四个流派本身进行较详细的评析，分析它们 产生的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它们在学术上的特点和贡献等，就避免了缺乏对 传入的流派本身的分析、而只是罗列有哪些著作在什么时候被翻译出版的资料性质的弊端， 从而更能突出这些流派的传入究竟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哪些影响，究竟有哪些值得借鉴和参考 之处，使本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体例上讲，这种安排应该是合理的。 本书还有许多精彩论点。第41页，作者对“欧洲文明史书”共同特点的概括认为：“欧洲 文明史书”“反映了当时学者对欧洲文化的骄傲，和他们矢志探索、掌握现代文明奥秘的抱 负和信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受到欧洲文化征服世界的鼓舞，他们都相信 乐观进步主义，认为总的来说，人类文明是以线性向前发展的。其次，因为欧洲人的力量所 向披靡，欧洲文化不但已主宰世界，并且已到达文明之境或现代文明之域。他们著述的重点 都是对先进及落后民族的比较研究，以寻找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公理为目的。其三，他们都 充满信心地认为科学万能，只要把研究自然和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研究人类和他的历史，人类 可以发现并掌握这些公则和规律。其四，他们打破传统欧洲史学专注于纪录统治者的狭隘手 法，认为应以整个民族多方面的发展作整体研究，才能了解时代转变的推动力量。其五，这 类作品抱负甚高，以全面披露文明进展的奥秘为目的，因此多是长篇巨著的作品，不论在它 们研究所涉猎的范围、搜集及征引的资料、准备撰写以至出版投入的资源和时间等方面都广 泛、深入而巨大。这些论述既准确又精辟，可见作者在此问题研究上之卓识和深厚学养。再 比 如，在对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总体把握上、在新史学与文明史学的关系上、在文化形态史观 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上、在西方新社会史对中国的影响上、在年鉴学派与战后西方史学的新发 展等问题上，该书作者均有精彩之笔。 研究西方史学的东传及其影响，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研究者既要知道西学传出的情况 ，还要知道传入后中学的反响，这就要求研究者所谓中西兼通，这是研究这一课题的基本前 提 。此外，要研究好这一课题还需要有相当好的外语基础，要研究翻译传播工作本身，要研究 翻译者加工制作的过程本身，要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这一过程，应该说，这在整个中外史学 交流研究中应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步在目前还很难达到。好在本 书的作者们或是留学国外多年或是长期从事世界史和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西方史学深有 研究，在研究本课题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是本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和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