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发生在50年代初，美 国推行的“扶蒋反共政策”破产，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观望和对华政策大辩论后，开始推行敌 视中国的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次调整是在冷战爆发和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进行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二次重大调整发生在70年代初，美国长 期推行的敌视中国的政策再一次陷入困境，在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美国决策阶 层就其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和辩论，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开始推行对华接触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三次重大调整发生在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新遏制主义的失败和对华政策 大辩论，美国决策阶层重新估价冷战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对华推行既遏 制又接触的政策。此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曲折发展的新阶段。 （一）第一次调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在远东的作用，帮助中国树立大 国地位，让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美国这样做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前提是中国要 有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政权，在美国决策层看来，蒋介石正是合适的人选。因此，在抗日战 争胜利后，美国奉行“扶蒋反共”政策，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寄希望于蒋介石统一中国，把 中国变成美国巨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并利用中国遏制苏联、抑制日本，最终把中国纳入美 国全球战略的轨道。 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以美国决策者的意志为转移，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 朽之势扫荡着国民党残余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红色中国”的出现势在必 然。在这种形势下，推行“扶蒋反共”政策的美国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鉴 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和不得人心”，继续援蒋不但挽救不了蒋介石政权覆灭的命运，而且 还会使美国陷入更大的被动。（注：《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108页。） 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从“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 既定目标出发，极不情愿接受其对华政策失败的现实，加之“院外援华集团”的鼓噪，美国 政 府始终没有停止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这样，美国对华政策就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既开 始“与国民党政府这艘沉船拉开了距离”，又不愿抛弃这艘沉船，既想同中共政权接触，又 不愿放弃旧的对华政策。 美国当时对华政策的这种矛盾状态和摇摆不定与美国国内局势有很大关系。在新中国成立 前后，美国内部出现了“谁输掉了中国”，“如何对待新生中国”的政策大辩论。一部分有 远见的政治家认为美国应面对现实，调整对华政策，承认新中国。但也有一股强大的右翼势 力，他们一再向政府施压，要求继续对国民党提供援助。针对中国急剧发生的大变动，美国 决策阶层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极不情愿看到共产党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又对中 国局势的发展抱有某种幻想，寄希望于“中苏发生分裂”，于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如艾奇 逊所说的“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统治阶层出于反共的顽固 本性和对失去中国不肯善罢甘休的态度，终于使它走上一条遏制、孤立中国的道路。 从深层次看，美国最终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是战后美国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必然 结果。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和实质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就是 要把国民党政府当作“在亚洲唯一能够抵制苏联扩张”的支柱，最能体现美国“在华利益” 的代表。（注：《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838页。） 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使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对美国的上述价值，而且在中 国大陆建立了与苏联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政府，这是美国最不愿面对的现实。虽然一些头 脑清醒的政治家认为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应该调整对华政策，承认新中国，但是以遏制共产主 义为目标的美国全球战略决定美国最终将走上敌视中国的道路。应该指出，凭借战争中膨胀 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战后美国一直以“世界霸主”自居，“将无论何处发生的剧烈变动 都视为共产主义全球阴谋的一部分”，也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因而企图扼杀或遏制世 界上任何角落的革命性发展。这种简单化的单一性的利益标准使它很难对中国局势做出客观 的判断，必然要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 在美国对华由观望到敌视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内反共活动达到疯狂的阶段。当时，麦卡锡主义恶性泛滥，美国一 部分当权者认为，国内必定有一批共产主义同情者，他们隐藏在政府部门中，是他们“把中 国出卖给俄国人”。同国民党政权有着较多联系的“院外援华集团”等右翼势力乘机大肆鼓 噪，他们的声音充斥于政界和舆论界。于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有深刻了解的人士遭到排挤、 陷害，甚至被剥夺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咨询的权力。总之，当时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和言论 居支配地位，这必然要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如前所述，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制于其全球战略，因此，新中国的任何外交行动如果被美国 决策层认定为有悖于其全球战略的实现，也必然会促使其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新中国成立 后，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作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于1949年12月访苏并在 1950年初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决策者关于“ 中国是苏联的附庸”的判断似乎找到了根据。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 的 势力范围，成了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61页。） 必须制定一系列相应的 计划，积极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几乎同时，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影响，毛泽东提出 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注：转引自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