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民族意识的成长与史学变革

——浅论兰克史学的精髓

作 者:

作者简介:
辽宁大学 历史系,辽宁 沈阳 110036 邱建群(1954-),男,辽宁沈阳人,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世界 近代史研究。

原文出处:
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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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认为是西方传统史学主要代表的兰克史学,自20世纪初其形象在西方学术界就颇有争议 , 有人认为是如实叙述者的形象,也有人认为是理念论者的形象,更有人视之为“德国唯心 主义传统的继承人”[1](P55)。本文遵照列宁关于“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观点,就德意志民族意识的 成长与兰克史学的诞生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一、民族危机与文化统一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恩格斯语)。180 6 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德意志被拿破仑划分为4个部分:即普鲁士、 奥地利,“莱茵同盟”以及莱茵河左岸被法国占领的地区。同年10月约耶拿战役中,普军全 线溃败,法军占领柏林。根据1807年7月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人口减少一半多,军 队被裁减到4万在对法赔款未付清之前领土由法军驻扎。据德国学者估计,法军占领期间, 普鲁士的粮食出口只有从前的1/4,牲畜总数减少25%。拿破仑在法占区排斥德意志文化,推 行法语,残酷地镇压宣传爱国思想的德意志人。拿破仑宣称:“普鲁士已经完蛋了,它从欧 洲地图上消失了。”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德意志思想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德意志是一个共同的民族 吗?有一个共同的祖国吗?在拿破仑战争之前,人们对此的认识是模糊的。在启蒙运动时期, 一批德国知识分子在法国和英国认识了君主立宪制国家体制,引起了他们对德意志分裂的国 家政治体制的反思,激发了他们对造成国家分裂、经济落后的原因的探究,在哲学、文学、 戏剧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大师。莱布尼茨——沃尔夫学说对基督教和自然宗教同一的理性阐 述 打碎了宗教的神圣光环,康德关于认识论的研究被马克思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克 洛普斯托克和莱辛用辛辣的语言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鞭笞,乃至歌德愤然疾呼“一想到 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 可怜”。这些都在唤醒德意志的民族感情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是,德意志各邦国的分 裂割据又阻碍了人们对一个共同民族的认识,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德 意志启蒙时期的重要作家,如赫尔德、歌德、克洛普斯托克、莱辛和席勒等深受法国启蒙思 想家 “专制之下无祖国”和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不仅都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而且从未要 求将国家建立在民族基础上。从意识到专制君主本身不能成为未来民族国家的中心这点上 ,他们的思想有其合理性。战败和法国占领军“鄙视德意志人,把德意志人当做粗俗和愚笨 的畜 牲,仅仅适合作为驮兽”(E·M·阿恩特语)的劣等民族的奇耻大辱,以及纽伦堡出版商帕尔 姆J·P·仅因出版了一本名为《蒙羞受辱中的德意志》竟被法军事法庭处死的事件,才极大 地震撼了德意志思想界。正如英国史学家G·P·古奇所说:“德意志人需要耶拿的巨大灾难 ,帕尔姆的处死和法国占领所施加耻辱来教育他们认识‘祖国’的神圣性”。

      拿破仑战争成为德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的民族主义演变为政治的民族主义的转折点。以费希 特、威廉·冯·洪堡、雅恩等一批知识分子,批判了前一代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者所谓“文 化的德意志在哪里开始,政治的德意志就在哪里结束”的思想,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首先要 振兴教育,从文化上统一德意志的主张。费希特在《告德意志人民书》(1807年)中提出:重 建国家的惟一道路是“要采取一种不仅能够培训有文化阶级,而且能够感化全体人民的国民 教育制度”。洪堡指出:“从文化和道德上讲,存在着一个德意志,那既不是普鲁士也不是 奥地利,虽然它包括它们两者,我们必须逐渐培育这个德意志”[2](P202)。他们认为德意 志属于一个文化民族,还不是一个政治民族。在民族危亡时刻,德意志思想家更强调了文化 的重要性。国可亡而文化不可灭。他们意识到中世纪德意志本来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 德意志民族在近代“丧失其文化特点,它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1810年,雅恩写 了《德意志民族性》一文,首创“民族性”(Volkstum)这个词,他号召“我们必须转回到逝 去的过去,重新创造民族,德意志民族,祖国”[3](P205)。德意志思想家特别从文化的意 义强调统一,其实不难理解。在英国和法国,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 之上的共同体。而在德意志,国家的分裂,缺少这样一种政治联合的基础,在思想观念上还 未创造出这种政治认同。因此,如果德意志民族要去发现一种团结的纽带就不得不在文化层 面中的民族性中去寻找,通过历史研究转向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所以19世纪历史研究在德国 比在英法要更具时代意义、现实性和紧迫感,是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手段。

      二、兰克史学与民族主义

      19世纪这一被欧洲学界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中后期,兰克史学在德国甚至欧洲独步天 下 。利奥波尔德·冯·兰克(1795-1886)于1795年12月生于萨克森图林根地区的一个路德教中 产阶级家庭。兰克的童年时代是在法国军队占领德国,德意志民族的“奇耻大辱”时期 度过的。1814年在拿破仑在莱比锡的“民族大战”中失败后不久,兰克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 。现有的兰克传记的作者几乎都众口一辞地认定尽管当时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震动人心和值 得纪念,但年轻的兰克“并未表现出任何兴趣”,而是潜心专研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是, 新近揭示的图书资料显示兰克在大学期间不仅研究了路德著作,景仰歌德,钻研康德的《纯 理性批判》,而且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费希特。费希特的《告德国同胞书》使兰克“无 限钦佩”。兰克曾批评当时德国的政治家们“不懂宪法,只看警察的脸色行事:只知到自己 的沙 发,而不知道祖国”[4](P232)。可见,尽管当时梅特涅的旧秩序统治了欧洲,在浪漫主义 处于高潮时兰克并非未受影响,而且产生了民族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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