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党内公开“非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缘起于1956年苏共20大上所作 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曾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关于事件的过程，国内外学者已经 谈论得很多。笔者感兴趣的是：当年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动因、意义和缺陷。 一 赫鲁晓夫大张旗鼓地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动 因： （一）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形势要求非斯大林化。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 央第一书记对斯大林时期僵化的内外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和改革，采取了许多明显有别于斯大 林的政策。比如，在农业方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民义务 交售定额，鼓励和扶植个人副业，扩大杂交玉米种植面积并大规模垦荒；在工业方面，加强 经济杠杆与物质刺激作用，扩大企业和地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渐废弃 政治讨伐性批判，活跃学术空气；在外交方面，缓和与西方国家冷战对峙关系的同时，主动 与南斯拉夫恢复和改善关系；在政治方面，平反冤假错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所有这些措 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效果。但深入改革下去，就遇到了要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载体的斯 大林模式问题。然而，在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氛围下，这种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 个 人崇拜已成为“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1](P.419)它不仅是一个思想意识 问题，而且是个个人权力体制问题。斯大林这尊“神像”还在。个人崇拜像一张网，严重 束缚着苏联社会的发展，其消极后果已渗透到苏联各个领域。苏联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 题已不是局部调整某些政策即能消除的，更不是理论工作者发表几篇文章对个人崇拜问题进 行不指名批判就能解决的。因此，要改革斯大林模式，首先必须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 。[2](P.72) （二）清除贝利亚后暴露出的问题要求非斯大林化。众所周知，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个重 大步骤是清除贝利亚。贝氏曾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内务部部长 和苏联元帅，其权威之大，已构成对苏共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严重威胁。于是，赫鲁晓夫团 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洛维奇等人“整倒了贝利亚”。[3]1953年12月贝利亚被处决 之后，他们力图“把斯大林犯下的滥用职权的罪行统统推在贝利亚身上”。[4](P.511)例如 ，苏共在一项决议中说：“贝利亚曾以种种虚构的借口千方百计地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 切问题的解决”，“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企图在苏联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 。赫鲁晓夫甚至把苏南关系恶化说成是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等人“挑拨离间的作用”。[2]( P.72)但是，随着反对个人崇拜活动的开展，斯大林时期的问题，特别是破坏法制的罪行被 暴露得越来越多。到1956年，苏联官方再把苏联社会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贝利亚身上 ，[4](P.498)已不能自圆其说，越来越让人难以置信。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要求平反昭雪的 来信雪片似地飞向苏联各级检察机关，但是检察机关“对这些请示信的处理却极其缓慢，因 此数以百万计无辜的苏联公民仍然被关押在集中营里或被流放”。[5](P.89-90)直面巨大压 力，苏共中央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当时，苏共新领导人实际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尽早 公开说出斯大林统治时期一些暴行的事实真相，把批判个人崇拜运动引向深入；要么对过去 存在的问题继续捂住盖子。[2](P.73)赫鲁晓夫本着“对斯大林在世时发生的事情负责”和 “对他的政策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负责”的理念，[4](P.500)决定采取第一种选择。[6](P.33 8) （三）削弱元老派政治基础要求非斯大林化。元老派系指当时最老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主席 团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诺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他们只主张一般性地批判个人崇拜 ，不同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会在党的队伍里和在人民群 众中引起苦恼和不满情绪，造成损失，引起副作用，使苏共和马列主义兄弟党陷入困境。” [7]元老派对赫氏的建议“不很热心”是“不奇怪的”。[4](P.500)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央 工作，是斯大林“最紧密的追随者”。[8](P.1)斯大林犯有严重错误，他们也“负有无法推 卸的责任”。[9](P.76)他们不敢曝光斯大林的问题，主要是怕动摇自己的政治地位。不仅 如此，他们还是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体制的维护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 。而赫鲁晓夫则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历史包袱，同时他对斯大林时期所存在的问题有一定 认识。所以，他上台后就力主改革。在赫鲁晓夫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反对个人崇拜，应 把斯大林问题突出出来，公开谴责斯大林的错误和乖戾行为。这样，在一系列问题上，赫鲁 晓夫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洛维奇等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保证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赫鲁晓夫决意首先“在党内清除斯大林主义”。[4](P.514)如此，一方面可以揭开“盖子 ”，打开局面；另一方面可以削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元老派的政治基础，打击保守势力 ，减少改革的阻力。 （四）树立新领袖权威需要非斯大林化。斯大林生前在苏联享有崇高的政治威望。“甚至在 他死后，他仍然保持着几乎没有批评余地的威信”。[4](P.499)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斯 大林死后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虽然，“想当领袖的人是有的，但没有一个明显的 一致公认的领袖”。[4](P.503)他深知：要操纵苏维埃国家这艘笨重的航船继续前进， 就必须树立起新领袖的权威。为此，苏共20大召开前夕，赫鲁晓夫想出了玩“反斯大林这张 牌”。[10](P.82)法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布兰科·拉齐奇分析认为：“就赫鲁晓夫本人而言 ，攻击斯大林不属于理论或历史范畴，而主要在于政治方面。他所追求的，并非如他要人们 相信的那样是真理和正义，而是他自己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巩固。”[11](P.10) 二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身份在20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原题《关于个 人崇拜及其后果》）。该报告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 的严重后果。[12](P.274-275)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勇敢的举措，其深远历史意义主要表现 在三个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