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02)03-0067-10 中国妇女合法出洋始于1860年。在此之前，清政府厉行海禁，《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一切官员及军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经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岛等，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但19世纪后，在西方列强的强制和中国战争与贫困的挤压下，中国华南地区男子作为苦力和商人大量移居海外，1860年晚清政府被迫允许中国男女合法出洋，中国人移民海外进入高潮时期，[1]中国妇女也开始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但无论在人数上不是在规模上，出洋妇女都比男子少得多。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是近代中国人口国际迁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近代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移民以闽粤两省居多，相应的，中国出洋妇女也以闽粤两省为最多，几乎占出洋妇女的90%。其中又以广府妇女、闽南妇女为最多，其次为客家妇女和潮汕妇女，而以海南妇女为最少。闽粤妇女移民模式可分为三种：依附型迁移、被动型迁移和主动型迁移。所谓依附型移民是指随着丈夫和家人迁移的妇女，被动型移民是指违背本人意愿、被拐卖出国的妇女，主动型移民则是自愿出洋谋生或留学的妇女。闽南、潮汕和海南妇女多为依附型移民，广府妇女除依附型迁移外，多为主动和被动型移民，客家妇女多为依附和主动型移民。 妇女出洋是对天朝体制的一大冲击，这一过程中引发的伦理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妇女的传统角色和责任受到挑战，拐卖妇女和少女出洋为妓更是有辱国体、地方和宗族之举。闽粤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宗族和家庭对不同身份妇女出洋反应不一，并采取了不同的防范措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伦理观念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闽粤地方对妇女出洋的推动或限制。 一 在前近代社会，中国华南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为主，宗族势力较为强大。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进入华南地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宗族势力弱化，而闽粤人口流动加剧（国内和海外）更进一步弱化了地方政府和宗族的控制力。 1860年以前，从法理上说，晚清政府仍严禁国人出洋，但事实上早在19世纪初，外国一些私人机构就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建立招募苦力劳工的“猪仔馆”，与中国的人口贩子相勾结，从闽粤地区招募和拐贩大量苦力出洋做工，同时闽粤地区破产农民因本土贫困和天灾人祸，迫切需要出洋谋求新的生路。他们除到东南亚外，也开始进入澳大利亚、北美洲、拉丁美洲和非洲。[2]据不完全统计，1801-1850年，华工出国人数为32万，1851-1875年为51万多，1876-1900年为30万。[3] 尽管中国男性已经走出国门，但妇女仍鲜有出洋者。虽然很多“清朝官员对拐卖男性华工出洋不闻不问，即使偶尔查禁，也是为了敲诈勒索”，[4]但他们对拐贩中国妇女出洋却不敢掉以轻心：一是因为按大清法律，对拐卖妇女之罪犯一向是严加惩处的。如康熙十六年正月颁布的法令规定：“凡诱取典卖或为妻妾等事，不分所诱良贱，已卖未卖，为首者立绞，为从者，旗人枷责，民人杖流。”[5]这是对国内拐卖妇女罪行所定之罪，对拐卖妇女出洋更是罪不容诛。二是中国妇女出洋不仅涉及到夷夏大防，而且牵涉到男女大防，因此对中国妇女与外国人接触可能产生的问题，清政府十分紧张和在意。道光年间，朝廷听说澳门夷人雇中国妇女“奸宿”，立即命两广总督邓廷桢调查此事。邓在道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1837年）的奏折中报告：“兹复细加查访，华夷妇女如常往来则有之，并无雇请奸宿情事。”尽管并无此类事情发生，他还是认为“奸情事涉暖昧，华夷之辩宜严，如妇女一任过从，疑似易现。”因此主张严禁中国妇女与夷妇来往，“贫民妇女仍与夷妇往来，或竟雇与奸宿者，即拘拿重治其罪。”[6]闽粤地区宗族也非常强调夫妇人伦，为了防止通奸，无论是民俗还是族规都强调对男女两性交往的范围加以严格限制，妇女的行为要严守规范。因此，在封建宗族制度的控制和清政府的严厉禁止下，当1860年以前中国男性开始移民海外时，中国妇女出洋的人数仍然微乎其微。 妇女出洋的禁令最初是在广东被打破的。当晚清政府仍死守祖制时，广东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在华工出洋和妇女出洋已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注：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英人公开贴出招工启示，并鼓励华工携带眷属出洋，重利诱惑之下，终于有贫困的广东妇女随夫踏上漫漫出国路。1859年底英国船旋风号装载了369名华工前往英属西印度，属于家庭眷属的有89人，其中妇女40人，男童7人，女童4人，乳婴1人。温彻斯特致卜鲁斯文，广州，1859年。转引自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45页。）为打击日益猖獗的拐卖活动，广东巡抚承认华工出洋合法。（注：1859年4月9日，广东巡抚柏贵贴出告示，允许人民“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同时严禁拐卖人口出洋。）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两广总督劳崇光拟出“外国招工章程十二条”，指出“各国如愿招工出洋，只可在地方官所准之处开设公所，接受情愿出洋之华民。”第五条涉及妇女出洋问题：“如有工人携眷来公所暂住，听候下船，一同前往外国，由公所外国人另设避静房屋，令一家居住，以示男女有别，不得混杂。”[7]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明确承认中国妇女可随家人迁居外国。晚清朝廷对广东地方官员自作主张十分不满，（注：咸丰皇帝在上谕中指出：“地方官果能严禁，亦不至如此肆行无忌，且以地方官惩办本地匪徒，与该夷毫无干涉，夷人亦无从饶舌，何以不行禁止，反而出示听其自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十。）但在英法联军炮舰威胁下，有关华工的条款也列入1860年10月的中英北京《续增条约》和中法北京《续增条约》，两条约分别在第五款和第九款中规定“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眷，一并赴通商口岸，……毫无禁阻。”[8]自此，晚清政府被迫正式承认中国妇女出洋为合法，民国时期妇女的迁移权更得到法律上的肯定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