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叙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革，往往以物质层面变革到制度层面变革到文化层面变革为线索，亦即所谓言技—言政—言教。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的“三不足”之说。所谓“三不足”，即“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由于“器物上感觉不足”，有了洋务运动；由于“制度上感觉不足”，有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由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有了五四时期的“全部解放的运动”（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8页。）。 事实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远比梁启超脉络分明的“三不足”之说复杂：在“器物上感觉不足”的同时亦有“在制度上感觉不足的”言论和要求；在“制度上感觉不足”的同时也有文化上的反省与变革文化传统的诉求。晚清时期反传统的激烈言论与当时“三纲革命”、“孔丘革命”、“圣贤革命”、“祖先革命”、“家庭革命”、“打破礼教”等等呼吁，正深刻表明，不待到“欧洲大战告终”后的“五四”，中国思想界已经在进行文化上的反省和批判。 一、“传统”与“反传统”的双重内涵 在本文展开之前，必须首先就“传统”与“反传统”的双重内涵作必不可少的阐述： 就一般意义言，传统是历史上文化现象、文化样式、文化类型的凝聚，是人类活动的积习。诚如钱钟书所言：“一时期之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延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在历史的演进中，传统的功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传统是贯穿于民族文化中的精神原性，是创造的本源和人类进步的基础；另一方面，“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是“一切意识形态内”的“巨大的保守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第3卷，第402页。）。由于后一特性，传统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要遇到反传统思潮的冲击，在历史剧烈变革的关口尤其如此。由于不同时期的变革主题不一，不同时期的反传统的历史内容也自然不一。 但是，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中，传统与反传统具有确定的内涵。在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是相与对立、互为排斥的两极。宾德说：“在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中心点……假如此点被看作是正合时宜的一点，则将以此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并以此二分法来理解此一世界。”（注：［美］宾德：The 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转引自陈洪瑜：《政治发展理论》，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34页。）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受到学者们的严厉批评。然而，正如穆尔所指出：“现代化理论乃是在说明与比较两种静态社会，而不是一种解释变迁的理论。”（注：［美］穆尔：《社会变迁与比较研究》，转引自陈洪瑜：《政治发展理论》，第43页。）只有建立这样一个二分法构架，才能对“差别的社会结构基础作出解释”，也才能深刻体现工业革命以来的“宏观的社会变迁”不是一般的社会进化，而是“成套”的、整体的社会机制的转型。正因为“传统—现代”的二分架构是一套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因为迄今为止，即使现代化理论的激烈批评者，也无法提出可以对“差别的社会结构基础作出解释”的更好的理论。而反现代化的思想家们，也因“传统—现代”二分的理论架构具有可操作性，往往借用这套分析方法，对现代化进行抨击，“二分的一端代表了论者心所向往的价值，另一边则不是他反对的，就是他痛恨的。后者同时是现代化过程的逻辑结果”（注：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83页。）。 晚清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早期阶段，在“传统”与“现代”相对置的意义上，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突破和超越，“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注：［美］亨廷顿：《变动中的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2页。）。而在这一进程中迸发出来的反传统思潮，反对的自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而是表征传统社会特性的“传统”。这一点不能不详加说明。 中国的自主性现代化进程开启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注：参见拙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四章，高教出版社1996年出版。），洋务运动的“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注：《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54页。），以及“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注：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已经包含了反传统的意味，但真正的、本质性的反传统思潮是从戊戌到辛亥期间开始崛起和迅速生长，从而带给中国社会飓风般的冲击。 二、晚清反传统思潮崛起的心理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是“以过去取向为第一序的价值优先”。法古、崇圣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积淀为民族无意识。康有为说：“人情多安旧习，难于图始，骤与更改，莫不惊疑，虽以帝王之力，变法之初，固莫不衔橛惊蹙者。”（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三。）从传统主义走向反传统，绝非轻而易举，而是一个充满民族苦痛和耻辱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开始，固然要追溯到鸦片战争，但最初的战败，对中国的冲击并非那么强烈。作为过来人的左宗棠在《海国图志》重刻本的“叙”中曾感叹：“自林文忠公被革后二十余年，事局如故。”梁启超也发表类似言论说：“（鸦片战争）后二十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所谓“一切守旧”、“无毫厘变法之说”，正显示了传统的强劲和毋庸置疑的霸权。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车驾北狩”，圆明园焚于一炬。当帝国首都的古老城墙上“悬起彼国五色旗”，中国官僚士大夫的震动是空前的。“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注：郑观应：《易言·自序》（二十篇）。）。“士大夫见外侮日追，颇有发愤自强之意”。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曾纪泽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著《中国先睡后醒论》，谓“自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后，中国业已醒来。”而这一时期中国由睡入醒的重要标志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虽然被守旧派指斥为“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但他们“中体西用”的纲领，事实上是要努力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格局，“重新确立或‘中兴’旧的儒家制度”（注：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页。）。换言之，洋务运动虽然在客观上冲击了传统社会，但洋务派们在主观上是不反传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