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1世纪第一年，一百余位中外学者聚集首义地区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如果从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书出版说起，辛亥革命研究也有90年之久，已经有相当丰厚的学术积累。仅以在武昌举行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大型辛亥革命学术会议而言，从1961年起始40年间已经有过3次，今年乃是第4次。在此以前，辛亥革命研究有过80年代的辉煌，即使是在热度有所降低的90年代，也还是呈现出稳步的持续发展。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此次会议论文质量究竟如何？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踏步，或者竟是开始走向衰微？因为，经过此前二三十年的共同努力，海内外的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人才辈出，佳著如云，现今似乎很难有新的突破，何况不少年轻研究者已经陆续转向其他领域。 此次会议共收论文102篇（其中中国大陆学者65篇），当然不可能篇篇精采，但确实大多都具有较深功力，而且不乏佳作可以增强我们对辛亥革命研究必将在新世纪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信心。 根据如下： 一是研究时空的延展 我在80年代中期曾发表《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一文，提出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问题，希望加强长时段研究并且扩大研究视野。因为，1.历史是具有前后连续性的，只有把辛亥革命放在历史长河之中才能厘清其来龙去脉，并且彰显其对后世的影响。2.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只有不断扩大辛亥革命研究的国际视野，才能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此次会议收到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论文共6篇，作者大多是纵贯古今，会通中外，提出若干重要问题与深刻见解。如中华民族的概念如何形成？各民族的集体认同感究竟怎样？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的关系？文化民族如何转化为政治民族？怎样认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等等。其中特别是巴斯蒂的文章，以广阔的世界视野与细密的论证分析，使我们必然要更为审慎的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辛亥革命留下的这笔宝贵遗产——中华民族？普来斯对于宋教仁民族认同意识的研究，则是通过生动的个案分析提出若干重要问题。中外学者互相交流自己对中国民族认同的学术见解，必然会促使这方面研究的发展与深化。 狭间直树《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考察》一文，追溯从《瀛环志略》以来近代民主思想传入中国的艰难历程，并且以吉野作造、中江兆民等作为辛亥革命那一代民主共和倡导者的参照。冯天瑜的《革命、共和：辛亥革命概念辨析》，不仅从中国古代典籍中追根溯源，而且还描述了周易“革命”一词初入东瀛时日本人“既从且拒”的复杂心态，把日中两国学者的论文放在一起阅读，当可使我们对辛亥前后这些出现频率最高的政治话语的本义有较贴近的理解。 姜义华的《论辛亥以来现代国家与近代社会非同步发展的政治整合》，认为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近代国家形态，但却受到近代社会滞后与传统社会强固的双重制约，因而在国家运作实践中出现严重变形。这与深町英夫的《国家、社会之间的“分夺”与“崩落”》一文正好相互补充，而后者却是从垂直统属关系与水平并存关系的角度，说明辛亥革命乃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一次宏观转换。朱宏源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一个政治结构的观点》，力图从政治制度层面，亦即从政治与公共行政的差异切入，纵论辛亥革命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地位。此文由于涉及时间很长，涉及问题太多，难免有某些粗疏之处，但也为辛亥革命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这些都说明，时空的延展可以给辛亥革命研究提供多么宽阔的新天地。 二是研究视角的转换 现今的大多数辛亥革命研究者，早已不再拘守革命的单一视角，他们拥有众多视角可供从不同侧面审视史事。陈三井的《故宫清档所见的辛亥革命》，描绘的是清朝政府眼中的“革命相”。耿云志的《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拙著《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李振武的《督抚与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则是分别从君主立宪派与封疆大吏的角度解读辛亥革命，并且为历史的合力作用增添了几分新见。 刘路生的《袁世凯彰德养疴与辛亥革命》填补了辛亥革命史一块不大不小的空白，以翔实的史料把神秘归于平实，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人们困惑已久的悬念。读后使人感到袁世凯也无非是“时势造英雄”，而“挟革命以自重”并非他复出的初意。是耶？非耶？反正会引起读者认真的思考。 桑兵的《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论述》是小题大做，正如当年学生借墨水瓶、教员辞退之类事件大兴风潮一样。作者客观地记述了学生、校方、调解者三方的互动关系，给人印象较深的是持稳的校长此后转向革命，革命先锋杜亚泉、萧元培反而转向平和，带头闹事的激进学生黄远庸则在以后反思中怀有深沉的愧疚。这是辛亥那一代知识人的一幅心态流动画卷，多少可以增进对于辛亥革命的理解。 三是深入社会生活 有三篇文章值得一读：王笛的《街头政治——辛亥革命前后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城市政治文化》、张鸣的《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李喜所的《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观察社会生活与老百姓的想法。王笛最熟悉的是成都，所以他对那里的世俗“公共政治舞台”、“街头革命仪式”描述得栩栩如生，而说市民“失去旧世界，但并未得到新世界”则颇有深刻的内涵。李喜所对辫子问题“泛政治化”的条分缕析，给辛亥革命的解析增添了若干新的内容。张鸣有关气数说与变革的悖论、新名词的浸润与老百姓的期待，以及对革命与革命党的印象，论析均有可取之处，而“留住辫子”的结尾又正好与李文相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