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2)01-0026-05 十九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注：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第283页。），主张将自然科学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方法推广用以认识宇宙万物及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观念开始在国内传播，至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科学的进步，“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注：陈独秀：《敬告青年》，见《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历史学当然也不例外，逐渐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史学的科学化主要表现在唯物史观的传入与确立、具体的史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史学方法的更新三个方面。以往人们在研究史学科学化时多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作用，而忽视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作用。本文拟从以上三个方面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这个过程中的贡献进行阐述。 一 科学的历史观的确立和指导是历史学科学化的根本标志。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理论上，他们首倡唯物史观并主张新史学要贯注社会进化的原理，强调史学要以历史哲学为指导；在实践中，他们也力求以此为己任，加以贯穿实施。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历史哲学才在中国兴起。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形成、发展并同各种唯心主义史观斗争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以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传播唯物史观的主体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最早提到唯物史观理论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马君武。1903年他在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便涉及到马克思和唯物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注：《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在《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中他又对唯物主义哲学大加赞赏：“伟矣哉，唯物论之功乎”（注：《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认为“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注：《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主张要挽救中国命运，须以唯物论解释历史。第一位在中国提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论断的朱执信则认为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唯物史观的发现。他在1906年发表的《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中便表现出了应用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问题的意向。另外在《德意志革命家列传》中，他又对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进行了介绍，意识到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阶级斗争的根基，指出“社会革命之原因，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注：《朱执信集》上集，第56页。）。此外，在当时一些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版物中，也有一些涉及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论著。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无论是马君武还是朱执信，他们的历史观在本质上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而且他们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也不是自觉的。因此，他们对唯物史观的内容和实质不可能完全把握，更不可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加以选择。且这些介绍大多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出发，偏重于政治方面，而对如何将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相结合，却没有涉及到。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缺陷而否认他们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在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引入中国的同时，受严复传播的英国经验论和归纳法的影响，国内一大批学人开始以西方知识思考人生的道德原则，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对近代西方各派哲学的观点进行系统地探讨，批评传统道德性命之学的先验论。如梁启超先后发表《霍布斯学案》、《培根学说》、《笛卡儿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说》、《天演初祖达尔文之说左右世界》等文章，指出近世与上古、中古的主要区别是思维方法和世界观的革新，认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推理演绎法是近代文明的基础，并相信这二者可以为中国学术史研究带来广阔的前景。因此，主张中国国民应吸取西方归纳和推理的认识方法。这对科学历史观在中国的确立无疑有凿山之功。 在具体的实践中，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多力求以此为己任，努力付诸实践。他们倡导新史学必须有进化的历史观为指导，以国民文化史为核心，注重历史内容的因果关系，并依据历史进化论对中国历史上的种族、职官、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学术流变等作了研究，认为旧史著作虽然叙事繁复，但没有总结历史演变的原理；传统史学宣扬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不能“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方向之所在”（注：陈独秀：《新史学》。），从史著中看不出社会演变过程。他们指出“中国自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纪述，非抽象之原论”（注：章太炎：《哀清史·附中国通史史略例》。），即使象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类专门的典志体著作，也只是“缀列典章、恺置方类”（注：章太炎：《哀清史·附中国通史史略例》。），仅限于对典章制度源流的详细叙述，对其演变原理却没有进行归纳。因此章太炎提出新史学必须以“哲理”为指导，无论是民族史、典志史、还是地理史、学术文化史都可贯彻社会演变的进化之理，“熔冶哲理，以逐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注：章太炎：《哀清史·附中国通史史略例》。），使读者能真正地“知古今进化之轨”。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则对历史哲学的作用大加宣扬，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矣。历史与历史哲学殊科，要之，钩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主张撰述历史，必须体现历史的演变规则。并在实践中力求以进化观点来研究历史，将旧史的循环论改造为历史进化论，把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进化论糅合形成具有中国当时特色的历史进化论——三世六别论，一改以往旧史全面铺陈的传统，使新史学条分缕析、因果分明。其他学者如夏曾佑、刘师培也积极倡导用进化的观点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明确主张在编写中国历史的过程中要有一套系统的哲学原理，以历史进化论贯穿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