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界一直没有在中文里把“近代”与“现代”这两个词的对译确定下来。中国近代史学者历来是把"Modern Chinese History"翻译成“中国近代史”，而把“中国现代史”理解成"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或者就是说，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我们是习惯把"Modern"理解为“近代的”，而不是像一般情况下那样翻译为“现代的”。同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我们也常常是把"Modernization"说成是“近代化”，而其他学科学者则把“Post-modern”翻译为“后现代”。所以说，“近代”与“现代”，两个中文概念在英文是一个词"Modern"，这给我们讨论问题时添加了一层混乱。传统的西方学者一贯是把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通称为"Modern Age"，并没有两个词。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划分，与世界上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并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把明清叫作“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是近代中国的准备时期。1911年的中华民国开始奉行共和制，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西方同行基本上是以王朝断代的方法划分历史。中国学者则比较强调按历史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我们普遍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中世纪”特别长，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方才结束；中国和西方不同，另有一个自己的“现代史”，以1919年“新文化运动”划线，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现代”。所以说，同样讲的是“近代”、“现代”和“后现代”，中国学者和西方同行其实是各讲各的，存有很多误解。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常常会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来。 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讨论以来，中国社会史学者为了建立特定意识形态，逐渐同意把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中国的年份，作为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标志，而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割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近几十年来的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的历史并没有随着“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而急剧转向，近代中国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全过程。现在反而是欧美的同行们竭力反对“欧洲中心论”，大量成果，已经使西方的中国研究焕然一新了。他们提倡用“中国中心论”看中国，内在全面地理解中国。很多学者，包括本人自己，并不全部支持其中的所有观点，但是他们要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发展线索和动因的主张是基本正确、无可非议的。 在这里，我想先比较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以为：将中国历史按它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过程，截然地划为“近代”与“现代”的做法是有欠妥当的。用1840年和1919年划分中国历史，造成了学术界的人为割裂，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在“古代”、“近代”、“现代”的畛域中，老死不相往来，以至得出了很多可以相互笑话的结论来。这种割裂，除了给国内学者间造成沟通的不便，使得历史研究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还造成了国际同行间交流的困难。我们讲的“近代”，非一般学者公认之“近代”，而此“现代”更非彼“现代”。或许许多学者认为经过20年的思想解放，现在已经很少意识形态束缚了。其实，只要我们仔细思考，旧史学的框架还在多方面潜在地影响着我们。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古史分期和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曾经给中国历史学界带来某种程度的解放的话，它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模式化却给我们带来许多束缚。对于后一点，我们还没有正面地反省过。 近20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走比较稳健扎实的路线，努力恢复求实的学风，继承乾嘉以来的考证传统，接续清末以来的课题系列，在微观史学方面取得很多新成果。但是在宏观历史领域，目前的历史学界没有什么反省和建树。和现在的文学、哲学界热衷翻译和讨论“现代性”问题相比，在这个历史学的传统领域内，历史学家却是阙如。鉴于20世纪50年代的教训，我们固然要警惕再蹈“空论”之覆辙，但如果完全不关注必要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移，仍然很难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我们看到很多相当不错的实证研究，仍然常常露出传统意识形态的尾巴，原因就在于历史学界没有对这些宏观问题作彻底的清理。 近20年来，中国史学界已经普遍使用“近代化”(Modernization)和“近代性”（Modernity，也有译为“现代性”，为保持“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习惯，这里仍然译为“近代性”）来讨论中国社会几百年来的理性化、民主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运动。这种思想方法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框架，比较能够接近真实发生的社会思潮，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总体来看，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在课程传授、课题设置和论文写作时，都还是自觉地从1840年开始，不求“上进”；同样在“古代史”领域探讨同类问题的，也是不破此限，不作“下流”。这样的固守，是长期的专业训练养成的习惯，但最终还是固有的观念束缚造成的，尽管经过20年“思想解放”的我们这一代学人已经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