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研究中提出范式问题，是因为从建国以来在史学研究中有太多的框框。例如，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用进步与反动、唯物与唯心的两分法界定历史人物；只言历史规律、必然性，讳言突发事件、偶然性对历史的作用；只重视精英思想的研究，忽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影响等等。其中尤以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为最，它几乎贯穿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从课题的选择，经费的投入，资料的收集，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无不以宣扬、演示阶级斗争为至上的纲领，从而把许多重要领域，如生态环境、资源配置、民族心理等等，摒弃在视野以外，留下许多薄弱环节无人问津。 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不满。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周扬就曾呼吁说，阶级斗争是红线，不是红布。但在当时，阶级斗争岂止是红布，上下五千年全是红彤彤，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就是一切。课题愈来愈窄，老调重弹，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改革开放刷新了现实，也刷新了史学界的风貌。观念的改变，文物资料的重新发掘，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西方史学的传播，使得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史学领域焕然一新。重写古代史、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绝于耳，有些领域的成绩已很可观。相比而言，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变化显得有些迟缓。直到七八年前，要想在一本书中阐明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话，还很有可能遭到非议。到20世纪90年代末，胡绳先生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研究者奔走相告，这问题才算是开了禁。然而，某些问题仍然陈陈相因，不敢超越雷池。比如，去年我们研究室编辑了一本题为《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因为批评了义和团的落后愚昧，终审时不得不删除。 这种既定的框架对近代史研究十分有害。要知道百年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前赴后继，成就了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从鸦片战争以来，一切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义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留下宝贵的经验。100多年的历程，充满了反复和阵痛，失望和希望，机遇和挫折，最终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迎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潮。阶级斗争是这百年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起步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核心内容。然而，现代化又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最深刻的历史巨变。殖民和反殖民的对立和冲突，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和代谢，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两大文明的撞击和融汇等等，多种线索相悖相引，纵横交错。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各地区存在着不同模式和不同程度的区域现代化。毫无疑问，现代化是涵盖各种矛盾和各类地区的主要线索。这不仅是革命先烈振兴中华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奋力追求的目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腾飞这一宏伟目标，已超越不同社会制度的屏障和经济水平的差异，在同文同种和同一民族命运的炎黄子孙中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近代史，远比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释历史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中国人的觉醒是从自强意识启蒙的，这是在经受列强炮火震撼后的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使中国割地求和，蒙受耻辱。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广州北上，封锁了渤海湾才用了25000人，打到北京才6000人。清王朝为什么就那样不堪一击？兵临城下，皇帝临阵逃跑，连家都被人烧了，天朝的面子丢尽了，可清政府宁可丧权辱国，还要在怎样面见外国公使的礼节上争论不休，以保持天朝的“体面”。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又怎能不一败涂地？天朝上国的体统被打乱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丧失了，怀疑也就发生了。其中很值得重视的，是统治阶层中出现的怀疑和分化，以及由此出现的要求自强的社会力量。农民起义可以打翻一个封建王朝，然而，取而代之的依然是又一个封建王朝。太平天国被誉为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它的迅速腐败和内讧再一次表明，它未必能够建立一种更高明的统治体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统治的现状，但却不一定能够改变尊卑贵贱的封建统治序列，其结果依然是王朝的更迭而不是民族的振兴。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和现代化并非天然一致，有时也可能成为悖论。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英勇无畏，令人赞叹，然而他们挖电线杆、扒铁路，甚至要烧京师大学堂，这些抵制现代文明的行为，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抵制社会进步的势力。在19世纪的中国，真正有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是当时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自强意识，而不是盲目排外的情绪宣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两律背反是历史发展中的悖论，史学研究不是道德评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符合这一历史潮流的就应该得到肯定。 自强的首要步骤，是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培养新型人才，开始了现代化的思考，这是统治阶层中前所未有的分化。分化就会产生新的阶层力量。有意思的是，在主张学习外国技术、要求自强的倡导者中，就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如奕訢、文祥等，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眼光看，他们无疑是卖国者，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亲历了民族的奇耻大辱，才唤起自强意识的觉醒。从妄自尊大，讲究华夷之辨，到要求自强，提倡向外国学习，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了不起的变化，仅从阶级斗争一个视角去观察，是很难阐明这一历史进程的。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的出现，说明统治阶层中要求变革现状的社会力量已经成长、壮大。虽然在初期引进的技术中，主要是洋枪洋炮，但也说明，这首先是来自战争失败的教训而激发的富国强兵的要求，从军事工业的启动，促进了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反映了中国是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被惊醒的，虽然这是被动的、艰难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走上追求工业化的道路。这是19世纪中叶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推动社会变革的曲折道路。然而，这一简单的认识却迟迟得不到史学界的广泛理解。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曾愤愤不平地指出：“说洋务派办军队是镇压农民起义，农民从没有海军，那北洋水师难道是打农民的？”为什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却不能得到认可？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压过一切，以致对一些起码的事实也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