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2)04-0061-06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者与政治活动家，在其为我们留下的论学论政的浩繁著作中，他既不断地将中西学中的某些思想加以比附，又多次对以中学缘附西学的做法提出批评，两个方面都贯穿了他的一生。这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文化现象。我们只有将他置放回那个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时代，才能理解这样的矛盾以及在此矛盾背后的文化意蕴。 一 附会，指把不相联系的事物说成有联系，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物说成有某种意义。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当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输入国中，国人将本土文化中的某些侧面与之相联系、相比附，以此理解、诠释新的文化。这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梁启超曾说：“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1](p9)中国古代历史上与外国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一为佛学的输入，一在明末清初之际。 佛教传入中国后，大乘般若学的“空观”理论与我国当时流行的玄学颇相近似，得以互相汇合；但两者的思维途径毕竟不同，汇合中不免发生歧解。般若学开始传入和流行时，经过了文字“格义”阶段。所谓“格义”，即用老庄玄学的名词概念去比附译解，佛学不免玄学化而不能尽符原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为了顺利的开展传教活动，他们以学术为媒，借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带来了与中国文化性格面貌迥异的西方文化，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的序幕，因种种原因，这大幕旋即落下。鸦片战争，野蛮的侵略者强行打开了坚闭固拒的中国大门，更大规模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展开。滥觞于清初的“西学中源说”被先进士子们大力宣扬，既然西学来源于中学，是中国古己有之、后被外人承袭发挥的，那么“礼失而求诸野”便是完全正当的事情。这样，“西学中源说”开了近代中国以中学附会西学的先河，介绍西学的士子们如徐继畲、冯桂芬、王韬、郭嵩焘等，包括洋务大吏李鸿章等辈，反复论证近代西学与中国古学的精神相通性[2](p412-422)。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他打出孔子的旗帜，发掘《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盛倡三世三统之说，演大同之义，“以经术作政论”[3](p56)，为他的布衣改制寻找历史的根据。同时，康有为非常自觉的利用他所认识、掌握的西学知识，接通中西，用西学全面改铸儒学，传统儒学发生了新的嬗变。他认为：“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也”，他列举西方的制度、设施、风俗如学校、医院、恤贫院、养老院、保护商业、议院、公园、休息日、见面礼节、兵制、机器等与“六经”相合之处[4](p743)，尽量的将中西学附会在一起，以中学汲纳西学，反过来也可以说是用西学来解释中学。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著名弟子，变法维新时期以宣传为业，名声鹊起，人称康、梁。根据梁启超的自述，1899年他与陈千秋拜谒康有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中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5](p16-17)乃师康有为的运思方式与论断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大量的运用“以中证洋”的手法，摘抄中学中的某些思想、语句附会西学，宣传革新思想。他在向人们推荐西学书目时，认为中国古代学问原本“博深切明”，“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西人今日之所讲求之而未得者，而吾圣人于数千年前发之”。为了重振中国古老的“实学”，“存亡续绝”，才必须学习这种完全体现六经大义、诸子学理的西学[6](p126-129)《古议院考》一文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梁氏遍引先秦及汉代典籍、制度，证明议院之意在中国早已有之，“于古有征”。其言曰： 问子言西政，必推本于古，以求其从同之迹，敢问议院，于古有征乎？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其在《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7](p94-95) 1897年11月，梁启超开始执教于湖南时务学堂，要求学生学以致用，服务于变法维新大业。在学堂中，梁启超放言高论，无所忌惮。他当时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8](p28)梁启超在课堂讲授中，在学生的札记批语中，以公羊三世说为中心，发挥《孟子》中“民贵君轻”、“诛民贼”、“保民而王”、“与民同乐”诸义，涉及民权、议院、总统、道德、官制、习俗等诸多敏感领域。其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倡导变法，聚附了一批志士仁人，湖南一时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中心地之一，自然也就是新旧思想斗争激烈的地方。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等攻击维新派不遗余力，“其貌则孔，其心则夷也”[9]（卷六）的评论，倒是从反面指出了康、梁“以经术作政论”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