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2)02-0104-06 曾国藩集团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三部分：首脑人物、骨干分子、一般成员。首脑人物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李鸿章五人。（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先任湖南巡抚后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他在这个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逊于上述五人，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但种种情况表明，他不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只能算是这个集团的亲密可靠的朋友。若把他屏之门外，似亦不妥。故暂将其放在骨干成员之中，不入首脑人物之列。）他们密切配合而又各自独立，思想、政治上一致而又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尤其曾、左、李三人，他们虽最初目标一致，结为一体，而后却各自独立，成鼎足之势，不仅谈不上统属关系，如曾、左之间，甚至不通书问。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起初的原因，大约可追溯至该集团形成之始。也就是说，他们是个联合体，既可为成事而合，亦可为事成而散。出于种种原因，同治三年后该集团虽未解体，但同当初相比，关系大为松散。所以，这五人地位、作用虽有不同，但各有各的系统，相互不能取代。 然而，他们亦并非没有差异。在此五人中，曾、左、李较为重要，而其中又以曾国藩最为突出。这不仅因其为官最早、地位最高，能将他们集结成团、联为一体，还因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提纲挈领、先走一步，如改革军制、首创湘军、首倡洋务运动等，故而成为这个集团的领袖。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也成为这个集团的灵魂。因而，这个集团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曾国藩集团，或曾国藩军政集团。以往，人们往往把它称之为湘淮军集团，意在突出军事，强调战争。而我的研究侧重于政治方面，意在从思想与政治上探讨这个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所以，不再采取过去的称呼。 所谓骨干分子，主要指重要幕僚和军官。重要幕僚指所任职事重要或同幕主关系密切者，如主办粮台、厘金局、盐务局、编书局、营务处等，可谓职任重要；而在幕主身边办理咨文、奏折、信函、批札之人，则属二者兼而有之。重要军官指前期的统领、主要营官和中、后期的统领、分统（又称小统领）。有的兼有双重身份，既为幕僚又曾领兵，更无疑是骨干分子了。有的人物，主要是后期一些人，文职位至实缺盐运使以上、武职位至实缺总兵以上者，亦足以说明其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故将之归入骨干分子之列。根据这几条原则，经粗略统计，该集团首脑和骨干分子共有477人，经查证核实，其中文职实缺按察使以上125人，武职实缺提督以上58人，位至督抚、堂官以上者67人。这个统计虽难称精确，但亦可大致反映出这个集团在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实力地位。 至于一般成员，则主要指一般幕僚和一般官兵，如前期次要营官及哨官以下、中后期营官以下弁兵。一般幕僚即地位较低、作用不大，入幕前没有名气、出幕后未太发迹的幕僚。也就是那些虽入名幕，但做官未至三品、为学亦没有成名成家的人。曾、胡、左、李等人虽奏保人员甚众，但一般都是候补、候选、即用、记名之类，得任实缺者所占比重不大。尤其那些高级职位的实缺，只有那些重要幕僚和分统以上军官才有可能得到。战争结束时，湘淮军保至记名提、镇大员者成千上万，欲补一个实缺千总、把总亦不可得，甚至一副红顶子只能换得一醉。因而，一般幕僚和军官虽为这个集团出力卖命，但不过为了挣口饭吃，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利益。况且，他们在政治与思想上所能产生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决定这个集团的性质、方向和根本成败。再者，他们人数众多，资料缺乏，也无从加以统计。所以，本文对之基本采取略而不计的办法，只从总体上概述，不作具体分析。 这个集团的成员，就家庭出身而言，首脑与骨干分子多为中小地主出身，而士兵与下级军官则多为农民出身，其中很大一部分属贫苦农民。就骨干分子而言，其职务（包括候补、候选等）的升迁则分为文武两途。就任文职的官员，除由武职转为文职的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外，都具有文童以上学历，其家境一般不错，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民。而就任武职者则情况有所不同，多数人家境较为富裕，有的人还具有武生、武举、武进士之类的功名，但少数由士卒升迁而来的将领，家境却相当贫苦。其充任幕僚者无论地位、作用如何，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家庭也较富裕，多为中小地主，尚未发现家境贫苦者。当时虽有不少因衣食困难、居无定所而投入幕府以求生存者，但并非由于家境原本困难，而是由于家乡被太平军占领，急急逃出避难以求生的缘故。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个集团主要成员的家庭出身虽然贵贱不同、贫富不一，但无论军官还是幕僚，家境贫苦者人数不多，出身豪门贵族者更是极少数。 在首脑人物中，除左宗棠之外，曾、胡、江、李都出身地主，有的还是中、小官僚，甚至攀上高亲。 曾国藩自称“家世寒素”[1]（卷一二），“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1]（卷一），亦只能说明他家尚不是贵族与豪富，并非真的贫困。他曾对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说家“有薄田顷余”[2]（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雇有长工，当是个中小地主，最低是个富农，且地位正处于上升之中。据曾国藩自己讲，他与曾国荃小时候都曾参加过劳动，他曾到十余里外的蒋街提篮卖菜，曾国荃推过小车，而很少读书的曾国潢还曾从事过推车运石之类的繁重劳动。而他的祖父曾玉屏与曾祖父曾儒胜，“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3]（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及至他的小弟曾国葆与子侄一辈，就没有听说过参加劳动的事。只是他一生勤俭，生怕子女懒惰败家，一定要他的儿媳和成年未嫁之女学做针线，并年年寄送鞋袜，以考评她们的女工。曾国藩还把他们家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3]（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八字诀，作为治家的信条，用以教育其诸弟子侄。据他的解释，“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即早起，“扫”即打扫庭院，“考”即祭祀祖先，“宝”即周济亲友、乡邻。这些情况，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曾家的经济地位与发展经历。此外，曾国藩家还从事过有似高利贷之类的活动。有一户名叫王大诚的农民，在道光初年向他家借过“百千”大钱（大约相当于白银百两）的债，以自己家的土地作抵押，从此沦为曾家的佃户。曾家每年向王家“收租十石者十余年，收租六石九斗者又二十余年，实属子大于母”，利息已超过本金一倍以上，直到咸丰七年十二月他在家丁忧期间才“检券发还”[3]（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蠲免了王家父子的这笔债务。不过，在他之前，家中无人做过官；在他父亲考中秀才之前，家中也无人考取过功名。其经济收入亦不甚丰厚，有时仍“不足于用”[2]（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南归，还曾因买书而发生过借贷之事。若同官员、富商相比，确实不太富裕，所以，曾国藩富贵之后，与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出身，总是满口“素贫”、“寒微”、“贫窭”、“贫贱”等等。但若同周围的农民比较起来，则不仅是曾氏家族中的首富，而且是称霸一方的小豪绅了。也正因如此，他的祖父曾玉屏才能够遇事强梁，经常出头解决乡邻间的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