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导致这一时期中国的藏书事业的发展变化也非常曲折和复杂。这一时期，改变和提高了社会对藏书意义和功能的认识；借鉴和发展了西方的藏书技术；丰富和完善了藏书内容和藏书体系；介绍和创新了藏书理论和藏书模式。 一、早期维新派的藏书观对中国古代藏书的冲击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藏书，经历了一个从中国古代藏书楼向中国新式藏书楼的转变，再由新式藏书楼向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引起这一转变的动力是藏书观的变革。长期以来，中国的藏书活动中形成了一种以藏为主，为藏而藏的传统观念，藏书只是少数人的活动，藏书也只为少数人服务。清朝末年的以郑观应、王弢为代表的早期改良主义者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从改良的愿望和需要出发，开始揭露中国封建藏书楼的弊端。郑观应指出：“海内藏书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郑观应还指出：“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杨、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归散失。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注：郑规应.盛世危言·藏书[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弢则分析说：“私家之书积自一人，而其子孙或不能守，每叹聚之艰而散之易。惟能卒于公，则日见其多，而无虞其散矣。又世之席丰履厚者。虽竞讲搜求，而珍本奇编一入其门，不可复见，牙签玉轴触手若新，是亦仅务其名而已。” 我们从中国一些著名的古代藏书楼的衰亡命运中亦不难发现他们自身的弊端。例如，座落在北京西什库教堂图书馆的北堂藏书，“从明、清到民国至今历经四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第四次是嘉庆十二年(1807)发生的第二次禁教，东堂失火，损失惨重，全部东堂藏书仅十三册得以幸免。”（注：李镇铭.北堂藏书渊源研析[J].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4期。）又如，江南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这里南唐升元（公元937-942年）中建为庐山国学，置田聚众，养徒传经，宋初设书院，益开扩乏。自理学大师朱熹来自执掌之后，更是声名显赫，成为全国闻名的名山学府。历史上如陆九渊、王守仁、宋濂等都曾到此讲学。白鹿洞书院藏书很多。朱熹几次上疏，都提到书院的藏书情况，并要求‘御赐’。它当时藏有宋国子监本‘九经’，宋高宗御书《石经》、刘仁季亦送《汉书》藏之以示学者。明代也多次清洞田置书笈。至清代，又有安世鼎疏请监本《十三经》、《廿一史》入藏。到民国时书院财落，屋宇倾颓，书笈焚毁。”（注：庐山图书馆.庐山图书馆今昔[J].图书馆工作，1979年1期。）再如，清末著名的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鲁西聊城杨氏海源阁也毁於兵荒战火之中。“民国18年夏，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司令部即设在杨氏院内，海源阁藏书遭受空前浩劫。除匪首大肆携掠与兵匪携出盗卖外，随手毁坏之状更是目不忍睹。‘炊火以书代薪，夜眠以书作枕，至拭桌，试烟枪，无不以书代之’。匪劫过后，‘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书籍为大雨淋烂’。杨氏见大势已去，遂将劫后残留捡装50余籍运往济南，从此不复回乡。次年王冠军再陷聊城，又一次对海源阁进行洗劫，使海源阔至空无一物。历经百年的文化宝地遂成一座废墟。”（注：宋红.聊城杨氏海源阁[J].图书馆杂志，1994年7期。）还有，“1907年，号称藏书四大家之一的归安陆氏的皕宋楼的主人将所藏之书以11.8万日元的价格售于日本岩峙氏静嘉文库，国人痛心疾首，然只能眼看着日本人将书籍舶载以东，徒唤奈何而已。”（注：黄鹂.清末明初图书馆创建热潮略述[J].图书馆杂志2001年2期。）上述史实证明，私而不公和藏而不用的致命弊端，已经使中国封建藏书楼产生了生存危机。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5月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扩学校摺》，提出兴办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的五项措施，在藏书楼一节云，“好学之士，半属寒ｊùｎ④，购书既若于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高崇纯皇帝知其然也，特於江南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各庋秘籍。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推广此意，在焦山、灵隐起立书藏，泽逮后学。逢此以往，江浙文风甲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诸国颇得此法，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於此。今由地方择好学解事者，皆得以自勉於学，无为弃才矣。（《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三）康有为则建议光绪帝“大开便殿、广陈图书，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亲临燕坐。”梁启超於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一日发表《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大机关》一文，列举了图书馆八点功用：“一、图书馆使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补助其知识之利也。二、图书馆使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三、图书馆储藏宏富，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改也。四、图书馆有使阅读者倾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也。六、图书馆有使人皆得贵重图书之利也。七、图书馆有使阅读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清议报》第十七期）改良维新派所构想的新式藏书楼（图书馆），突出了两大功能：其一为信息传播交流的功能，认为“可使各阅览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认为通过接收国内国外的各种信息，可“参观互证”，识破西方国家“欺我不知其虚实”的恶劣行径，进而可以“尽得其（指西方诸国）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其二为社会教育功能。新式藏书楼（图书馆）可以解决好学之士既苦于无力购书又难于向人借书的问题，使“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於学，无为弃才矣”，“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改良维新派所构想的新式藏书楼（图书馆）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藏书楼自我封闭藏而不公的模式，勾划出一种自我开放，藏而大公的藏书楼新模式。这是中国藏书理念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也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进步人士的藏书观对中国古代藏书的批判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1929年至1940年3月去世前曾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蔡先生以一位教育家的眼光，从知识更新，终身教育的高度为图书馆定性定位，深刻地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他指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机关，第一是图书馆。”（注：蔡元培.何谓文化[M].高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