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5、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02)02-0096-06 清末是社会变革的剧烈时期，由传统社会转向近代社会过程中，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失控下的活跃状态。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行为的实现均有赖于媒介的运作。清末大众媒介的崛起所带来的社会嬗变是显而易见的。晚清以降，封建皇权控制社会的力度逐渐松弛，西方政治、文化和资本的强劲侵入、强行登陆，更使得诸如市场、民族资本、文化民族主义等封建国家的异己力量走上历史的前台，形成了对封建国家的强大破坏性因素。国势衰微的晚清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已不堪载负民族近代化与救亡图强的历史重任，加之西方工业化及政治近代化的冲撞，公共领域中的大众文化和公共舆论系统已经偏离了封建文化的导向。近代的文化系统和舆论空间也在大众媒介的导引下缓慢地形成了封建文化的异己力量，营造出了民间化的舆论形态，铸就了晚清的公共舆论空间和近代化的文化形态。清末民初的文化系统的演进客观上经历了传教士——维新派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的过程，是域外文明的进入与绵延不断的封建文化强烈碰撞的结果。士大夫们从拒斥、犹豫中开始反思，文化启蒙“开启民智”、文学救国的烽烟随风四起。之后的辛亥革命中，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几乎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同时成长，势如破竹。这都使得域外文化与封建文化发生激烈的面对面的冲突和碰撞，从而激活、重构、刷新着传统文化，引入了令民族震惊和自省的世界文化的参照系和坐标。作为“舆论之母”和文化传播载体的民间传媒在塑型公共舆论和由文化传播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方面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承导控的职责，并不断支配、影响其变革的流向。 一、传媒与文化传播渠道的变革 公共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近代传媒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因此为论述传媒与近代文化转向的关系，有必要廓清报刊这一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轨迹。中国产生过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但只是一种传达君臣间消息、官员迁谪信息的政府机关报。后来的京报，从新闻的角度来看，也是极不中用的报纸，而且基本上是官家独霸的格局。近代以来的现代报业却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动发展起来的，尽管这一过程伴随着入侵的枪炮带给了中国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尽管它带有强烈的文化征服的意味，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功绩却是不容抹杀的。 1815年8月5日转道美国历尽周折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83年，传教士麦都士与郭士力先在广州，后迁至新加坡出版有《东西洋每月统计传》，这是曾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戈公振撰文称：“据《时事新报》记载，由嘉庆廿年至咸丰十一年之四十六年中，计有报纸八种，均教会发行。”[1]叶继元《核心期刊概论》把中国期刊的发展分作六个时期，其中萌芽期(1815-1890)期刊大多为外国传教士所办。1860年前，宗教性期刊仅8种，至1890年则有127种。书中转载美国传教士范约翰1890年提出的一份中文报刊目录，提及报刊名的76种，宗教性质的40种，世俗性的36种[2]。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大致轨迹，决非文化侵略一语可以盖过。总体而言，晚清基督教东来，是从属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文化渗透是互相结合的。鸦战后的基督教来华，是在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治外法权保护之下的活动，不是常态下的宗教活动。但在客观上，传教士作为文化人士的互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从宗教传布到自然科学知识、域外时事新闻、经济活动、文化习俗等的报道，均推动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它不仅是维新前土大夫了解域外文化的窗口，而且直接影响了维新变法的发生和另一个办报高潮的到来，尽管它在早期曾受到官方和士大夫的排斥与抵制。 中国人自己主办的报纸，滥觞于林则徐。林深知报纸在传递信息、了解世情方面的作用，在广州组织人员据外报编译了《澳门新闻纸》，并摘录汇编《澳门月报》。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产生。1897-1898两年间，创办报刊104家[3]。从1896年《时务报》创刊至1911年，各地创办报刊（包括海外华文报刊）多达1600余家[4]。近代报刊的发展如此迅猛，原因有三：其一，国势衰微，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力图救国于危难之中的封建士大夫从传教士及外商办的报纸中窥见了报刊在政治活动中的功用，从反对、敌视进而走向参与创办报刊，并以此传播思想，介绍域外文明，开启民智，实现政治图谋。甲午战败，洋务派的强国梦破灭。亡国灭种的沉痛反思使士大夫们再次对域外文明产生深层关注，而不再把对域外文明的学习局限于技术移植，报刊的功用因此得到重新审视，柳亚子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波尔克谓报馆为第四种族。拿破仑曰：‘有一反对之报章，胜于十万毛瑟枪。’”梁启超也认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维一切自由之母”，他主张“报馆者国家之耳目喉舌也”[5]。视报刊为治国之利器，认为国家的强弱可以从报刊的数量看出。另外，清廷也在“庚子事变”后，科举改试“策论”，糅合了新兴的报刊文体“报章体”。这些都成为报刊业勃兴的主要原因。其二，传教士与外商所办报刊为维新派、革命派创办报刊提供了办报经验，培养了办报人才。近代中国报刊师法外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维新派倡导变法，深受《万国公报》刊发李提摩太《新政策》、林乐之《中西关系略论》和《文学兴国策》、李佳白《改政急便条议》等文章的影响。维新人士1895年创办的刊物《万国公报》，不仅名称与传教士所办报刊相同，而且大多数文章亦取材于此。受其影响，其变法主张亦以域外文明邦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近代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商务印书馆，其主持人夏瑞芳幼年入教会学校学习，18岁入教会报馆习英文排字，先后在《字林西报》、《捷报》做排字工头，后与其妻兄鲍咸恩合资创办商务馆。商务大股东沈伯芬为天主教徒，商务内部亦有相当数量的教徒，人称“教会派”，他们所受外报影响可见一斑。因此，早期的报人多是传教士、外商所办报刊的职员、主笔，后来才独立出来办报。在向外报学习的过程中，简洁、通俗、立体化的报章文体成为时尚，中国传统文体首先在报刊上失去市场。其三，印刷技术的现代化是报刊出版业勃兴的又一重要原因。上海开埠的翌年，传教士麦都士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采用机器印刷。1861年11月英商匹克乌得创办《上海新报》，铅字排印，机器印刷，外观上开始摆脱线装书的形式。1897年，《申报》采用华府台单滚筒机，用电气马达拖转，每小时可印一千张，报纸销量大增。1900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在国内采用纸型技术。印刷技术的近代变革和与世界接轨，既可降低书刊成本，又可加快传播速度，促进文化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