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租界，中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大多侧重论述其与上海城市发展演变历程的联系，较少涉及与农村关系的考察，本文拟作补充（注：本文所称的上海农村，是以今上海市行政区划为考察范围；时限侧重晚清，局部延及民初。）。 一 1845年11月，以《上海租地章程》为开端，英、法、美等国相继在上海强行开辟了后演变成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记载，至1846年底，上海已有24家外国商号开张（其中3家是美国的），还有5家零售店，25家私人住宅，若干货栈，一座教堂，一家旅馆，一个门诊部，一个俱乐部和一个基督徒墓地，地皮和建筑支出（保守的估算）至少也有636820美元（注：《阿礼国致戴维斯的港口情况汇报（1847年1月12日）》，转见［美］张琳德：《上海的英国会馆(1843-1854)》，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但总的说来，19世纪60年代前，上海租界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当地农村的关系还很隔膜。两者间关系的转机，始于1860年。是年，太平军自南京东征，进兵苏南和浙江，直逼上海。太平军所到之处，对封建地主、官僚的镇压是无情的。这就迫使江浙地区的封建势力，在太平军的进攻面前，纷纷拥家出逃，其中许多人携资偕眷逃往上海租界躲避。应该指出，除了逃亡的封建地主、官僚之外，上海郊区普通农民在当时拥入租界的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当时太平军与清军在上海邻近地区激烈交战时，当地城镇乡村遭受严重破坏，许多下层群众为躲避战乱之苦，也纷纷进入上海。《北华捷报》1862年9月6日载： 最初流入租界的大批难民，主要是从西南方各村庄而来，但以后自上海各方面传来警报，老百姓从各个方向到达河的这一边，以致租界附近和界内道路与空地上都挤满了一批批男女老幼，他们还牵着水牛与黄牛（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当时，上海周围“凡是能够逃难的人，都纷纷拥进租界，致使租界成为……巨大的避难所”（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页。）。据统计，1853年在租界居住的中国人共500人，1854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约增至2万余人；而在1860年太平军第一次攻打上海时，竟增至30万人，1862年又达50万人（注：木也：《公共租界户口史话》，《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38页；《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页。）；一度还曾达到70多万人（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人口的剧增，给租界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房地产业异常兴旺。据一位目击者记载，由于“江浙孑遗无不趋上海洋泾之上”，以在租界谋得一立足之地为幸事，因而促使租界的房地产业极度发展，未几便出现“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至亩数千金”的局面（注：冯桂芬：《皖水迎师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5页。）。而在19世纪40年代租界初辟时，“英国商人在黄浦滩一带购买的土地，每亩不过出价五十千至八十千文”（注：吴静山：《上海的地价和物价》，《上海研究资料》，第304页。）。1852年，租界地价平均每英亩50英镑，而到1862年竟高达1万英镑（注：［美］罗兹·墨菲著：《上海一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腾涨之速，令人瞠目，“西人于是大营建筑的投机，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简陋的材料，就空地兴建大批房屋，以供给华人居住，而转瞬间获得千倍的巨大利益”（注：徐蔚南：《上海在后期太平天国时代》，《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页。）。1863年2月21日《北华捷报》载：“在过去，外国人住宅内的空地很多，现在在租界防御线的栅寨内，中国人的房屋以及中国人的街道，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出现在上海”，大批流入租界的中国人，“很不方便地猬集在狭隘的街道上，他们熙来攘往，如同登在蜂房内一样，每个人由日出到日落都设法做点生意”（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8页。）。 对这一时期租界与上海农村之间的关系，不应估计过高。应该说，当时两者间关系空前的紧密，是非常态的，即是战时环境的产物，一旦这一因素消退，这种关系又呈疏离。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原先逃至上海藏身的地主、官僚，纷纷赶回原籍，追查田产，反攻倒算。许多原先为躲避战祸暂居上海的下层群众，也多返回家园谋生。上海租界人口陡然下降。1865年3月租界当局人口统计结果：是年上海租界人口从1863-1864年的33万剧减至137000余人，实际数字可能更低。其中英美租界从25万减至81000人，法租界从8万减至55000余人（注：这次人口统计各项具体数字，可见［法］梅朋、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376页。）。人口的锐减，立刻给租界带来很大影响。原先兴盛一时的房地产业，所受打击最大，一些外国人因此破产。据当时一名在沪法国人记载：原先“大家都赶着造房子。适合当地人习惯的房子像耍魔术般地一片片建造起来。有钱的商人把他们的资金都投在造房子上，没有钱的人供钱造房子，职员、买办、邮差、佣人，所有的人都投入这个投机事业里去，并且都从中赚了钱”。但好景不长，“1864年的结束，标志了这个繁荣时期的终止。12月，苏州的被攻占立刻引起了大批难民的外逃，他们急急乎离开这个过去来寻求避难处的港埠，而大家原指望他们会定居在那里的。住房，整个住宅区都变得空荡荡了；隔一个晚上，地皮就不值钱了；从1864年到1865年，房租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即使不是大部分，至少是许多房子都是贷款造的，因此许多人破产了”（注：《上海法租界史》，第374-375页。）。事后有人回顾说：“从1860年到1864年，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标志了饥饿年代的开始”。“大批难民的突然出逃，对上海造成了恶劣的后果”，随之便出现“商务交易的减少、商业的不景气”等萧条景象（注：《上海法租界史》，第437-438页。）。大批难民离沪返乡，固然和战乱平息直接相关，同时也与当时的租界未能提供较多的谋生途径不无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