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039(2002)02-0069-05 一、从观望到积极投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清廷实行立宪政治的呼声，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开始后，日趋活跃。日俄之战普遍地被视为立宪与专制的战争。此时，在清廷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主张立宪的官员。1904年春，清廷驻外公使孙宝琦等人率先奏请“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1]。1904年7月，资产阶级立宪派首脑人物为得到清廷的实力人物支持立宪，特函袁世凯。张謇希望袁世凯效法日本的伊藤、板垣诸人出来主持立宪。时袁世凯并未步孙宝琦等人的后尘，故复函张謇：“倘须缓以俟时，”[2]表现出观望的态度。 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清廷内部持立宪之观点者也逐渐增多。袁世凯此时开始投入了立宪运动。1905年7月2日，袁世凯与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清廷于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大臣出洋考察外国政体。“因袁世凯等之奏请立宪”，清廷“遂宣谕允之”并“先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3]。7月16日，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受诏准备出洋考察外国政体。1906年初，为给出洋考政大臣筹措考察经费，袁世凯表示愿“由关内外铁路余利项下拨银十万两”，以资出洋考政大臣考察外国政治。 1906年7月，五大臣回国复命。袁世凯早已等候迎接。他们“归至天津，世凯劳以酒，曰：‘此行劳苦，将何以报命？’皆愕然莫会其意。世凯出疏稿示之，曰：‘我筹之久矣，此宜可用。’遂上之。”[4]在此可以看到，袁世凯在五大臣回国之前，就已在筹划立宪事宜，并为五大臣准备好了关于立宪的奏疏，后来五大臣的上奏的奏疏，多为袁世凯捉刀代庖之作。 资产阶级立宪派所致力追求的君主立宪政体就是要“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5]。建立责任内阁又是立宪政体的关键之举。立宪派认为改良政治组织就是要开国会，建责任内阁。梁启超就明确指出：“改良政治组织者奈何，曰国会而已矣，责任内阁而已。”[6]认为“今日之恶果，皆政府艺之，改造政府则恶根拔，而恶果遂取次以消除矣”[7]。设国会，建内阁，将意味着现存政治结构的动摇。作为在野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这样的政治要求是必然的，它反映出资产阶级出于切身利益，需要谋得本阶级政治权益的思想。然而，作为一个在朝的封建大官僚，在其他大官僚还未提出这种主张的情况下，率先提出设国会、建责任内阁的主张，就不能不说是较为激进的举动。袁氏面奏西太后改官制，建内阁，之后又提出筹备开议院的主张，这使他在客观上成为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在朝廷的代言人，立宪派所要求的东西，袁世凯能在朝廷内率先提出，这无疑对立宪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助于立宪主张在朝廷内部扩散，逐渐影响其它封建官僚，以逐渐扫除立宪的障碍。后来清廷成立的官制编制馆中的官制起草委员也都是袁之亲信，都在袁之授意下编定新官制。袁世凯率先提出改革官制，设立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在朝廷内产生了巨大反响，表现出他对立宪的积极态度。 袁世凯在提出设责任内阁，准备建国会的同时，还重申了办理地方自治，以预备立宪的主张。1906年8月29日，天津知府凌福彭和金邦平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开办了天津自治局。初等地方自治是立宪派的要求。张謇就强调：“立宪之基础，首在地方自治。”[8]自治局设立后，袁世凯命令道：“此次试办地方自治为从前未有之事，凡在官绅务必和衷共济，一秉大公，以为全省模范。”[9]并表示“期以三年一律告成”。袁世凯在天津的自治运动是卓有成效的。 1906年清王朝改革中央官制，将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地方则由直隶先行试办。袁世凯则先择于天津府天津县试办。虽然天津试行司法改革，只具形式的变化，但是在几千年的专制史上，毕竟发生了一点新的变化，它表明资本主义的司法制度已开始了对封建专制司法制度的侵蚀。 1906年9月1日，清王朝表示预备立宪。9月2日，又谕派载泽、世续、那桐、崇庆、袁世凯共同厘定新官制，并命端方、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等派员来京随同参议，由奕勋、孙家鼐、瞿鸿机总习核定。9月6日，官制编制馆宣告成立。袁之亲信被委派为起草委员。 清王朝在颁布预备立宪诏谕后，立宪派人一片欢呼。张謇欣然致函袁世凯，深表赞赏：“朝廷宣布立宪之诏，流闻海内，公之功烈，昭然为揭月而行。而十三日以前，与十三日以后，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归壑，折而必东。下走独心喻之，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系公是赖。”[10]张謇的笔墨，可能有过誉之处，但是，毕竟反映了袁世凯在一定程度上，对清廷取预备立宪态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东方杂志》也载文对袁世凯的作用予以了肯定[11]。 1908年，张謇、郑孝胥等人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清廷公布立宪年限。袁世凯随之奏请清廷限年立宪，从速办理，表示支持“预备立宪公会”的要求。 袁要求限期立宪的态度，与清王朝拖延立宪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廷宣示预备立宪之初，就已明确表示宣布预备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12]过数年后，待规模初具，再议立宪实行的日期。直到1908年在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不断增高的压力下，清廷才勉强表示以九年为预备期。随着立宪请愿运动的继续发展，1909年清廷又表示在宣统五年（1913年）兑现。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即将爆发前不久，清廷看到革命危机四伏，才迫不得已宣布设立内阁，以示立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