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6-0052-05 “东亚—卢骚”、“激烈派第一人”、国粹巨匠、“艰难布鲁东”，刘师培头上，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光环。骤然间，却堕落为叛徒、内奸、筹安会“君子”、帝制祸首。其中原委，人们已作了不少分析。本文拟作补充的是，信仰支撑的崩坍，是导致刘师培堕落的又一重要原因。这种支撑，既来自理念，也来自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组织、同志，也来自朋友、亲人。理念的破灭，力量的崩坍，最终击垮了刘师培，加速了这个名利欲极旺而又好走极端的青年革命家的堕落。 一 简单比附，混淆今古 刘师培是一个传统文化修养极为深厚的知识分子，他习惯于、擅长于从传统文化中摘章索句，阐发新学理、新思想。但是，他的阐发往往存在着一知半解、简单等同的毛病。说到天斌人权，那就是王守仁的良知与生俱来论；说到进化论，那就是《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说到无政府主义，那就是鲍敬言的无君论；君臣对拜就是君臣平等，父慈子孝就是父子平等，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就是倡民权，弑君就是倾覆政府；郑国的乡校就是下议院，西周的制度就是三权分立。他引经据典进行的阐发几乎都存在着这种缺陷，他把传统文化中带民主性因素的思想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理混为一谈，抹煞了二者的本质区别。他不懂得，传统文化是在封闭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滋生的，这种基础不可能孕育出近代的民主思想。以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为例，孟子决没有把民看得比君还尊贵的意思，它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对民的再评价，目的是告诫人君重视民的力量和人心的向背，不要过分苛待百姓，以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它仅仅是统治阶段中比较明智的部分，至多可以称得上开明君主专制而已，它对待人民的观念还有根本的偏见和歪曲。他更不可能认识到，近代民主是植根于大机器生产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新的阶级的政治要求。 简单的比附、等同混淆了今古的界限，把人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民主制度的认识束缚在古人有限的认识水平上，误认为近代西方的学说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言，中国古圣先贤所言就是近代西方的学说。如此，则中国古代的学说不但足以与近代西方的学说媲美，而且大大早于西方。卢梭“《民约》之论”，孟德斯鸠“《法意》之编”，西方“所言君民之理”，人类平等之旨，“皆前儒所已发”[1]，“久已为先哲所倡言”[2]，不恰当地贬低了西方文化，美化了传统文化，引导人们目光向后看。当革命碰到困难和挫折，或者行进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就有可能倒退，从传统中去寻找出路。他的变节堕落，与这种思想逻辑是密切相连的。1908年底，当他的无政府主义活动陷入绝境的时候，他果然倒退回去，从封建主义中寻找出路去了。 二 随意多变，理念动摇 理论上的随意性与多变性，是刘师培思想理论的又一严重缺失。批判封建专制思想，说董仲舒是三纲说的始作俑者；阐述民主思想，又说董仲舒三纲之说旨在平等。阐述革新思想，说孔子是改革家；批判康有为孔子改制说，又称孔子的学说与政治没有关系。昨天说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是“完全社会”[3]，今天则说资本主义是“不道德之极端”[4]。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缺乏严肃性和一贯性。理论上的实用主义态度，与政治上的缺乏坚定信仰、随意多变往往是相通的。 刘师培本是科举场上的封建士子，投身革命以后，四五年间，先后接受过民主主义、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快速而多变。对于新思想、新学理，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以诡随流俗”[5]，并无真正的理解。他最初对西方民主充满了憧憬，写下了当时最系统的介绍卢梭民权学说的、为他赢得了“东亚—卢骚”盛誉的《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书中欢呼，千百年来中国理想中的大同太平世就是当今的西方“民主国”[6]，只要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就将“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7]，一改昔日之衰亡破败，举国歌舞升平。可是，一当接触到西方现实社会，他的民主信仰就发生了动摇。1906年9月，他第一次东渡日本，在东京停留了约1个月。耳闻目睹，他对昔日奉若神明、狂热宣传的西方民主大为失望。“海上归来百感新，西风吹冷沪江滨。迷离衰草恋斜日，历落寒梅逗早春。犹有楼台供入画，那堪金粉易成尘。独从陈迹低迴处，阅尽繁华梦里人。”[8]今日中国人之大喊民主、自由，不过是“迷离衰草”之“恋斜日”，而西方民主、共和之对中国人，犹如“历落寒梅”之“逗早春”。半年以后，他再次到了日本。这次，他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较长，对日本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有机会读到了大量有关欧美社会状况的书刊。在这些曾经被他赞颂备至、引为中国未来楷模的地方，社会贫富更加悬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乱有增无减。他对西方民主的崇拜彻底动摇了。在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下，他很快摒弃共和理想，转向了无政府主义，竭力鼓吹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在中国立即实行无政府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专制较之封建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之后不立即实行无政府主义，则“举国宪政，曾不若专制之为良。盖维新之害，固较守旧为尤甚也。”[9]只要实行了无政府主义，消灭了国家，消灭了私有制，“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大道为公之世”[10]，就会降临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