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 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1-0148-010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外学术界成果斐然，但辛亥革命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特别是革命后农村的状况，相对而言，研究仍显薄弱，即使对东南地区革命重心所在的上海农村，迄今尚无专题研究，史料的爬梳也很少（注：本文所指的上海农村，是以今上海市辖区为准。）。这种状况，有碍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辛亥上海光复后，对周围农村的影响，首先是政权的更迭。 1911年11月4日，革命军攻克清军在上海城内最后一个据点——江南制造局，清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乘小火轮逃往租界，上海光复。至11月7日，上海周围宝山、松江、青浦、崇明、嘉定、南汇、奉贤和川沙等县厅也相继宣布反清独立。新旧政权的更迭，给上海地区农民久已期盼的减轻赋税负担带来希望。 有清以来，上海所在的苏南地区，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又是著名的重赋区，“苏、松、太三属为东南财赋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亦于天下为最重，比其他省有多至一二十倍者”（注：光绪《松江府续志》卷13，田赋，漕运，1884年刻本。）。据统计，清代江苏省额征漕粮正耗总计250余万石，在有漕八省中位居第一，而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就占202万余石，占全省总额的80%以上（注：李文治：《历代水利之发展和漕运的关系》，《学原》第2卷第8期，第82页。）。再者，漕粮就其性质而言，是封建国家征收的土地税，属于田赋的实物形式，征收对象是土地所有者，即地主和自耕农，而地主的那部分实际上是由佃农承担的，“苏省业田之家，向多官绅衿户，大半居住城中，名曰业户，将其所置田亩租给乡民耕种，名曰佃户，秋成后，佃户交租于业户，业户以所收租米完纳漕粮，然后自取其余”（注：《监察御史吴艾生奏》（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以下简称“军机录副·财政”）。）。漕粮征收时，农民备受官府敲诈，光绪《川沙厅志》载：“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注：光绪《川沙厅志》卷4，第18页。）。此外，还有地主豪绅勾结官府，欺压农民，转嫁负担。“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因而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注：《上谕》，《清宣宗实录》卷435，第9—10页。）。嘉道以后，上海地区不时爆发农民的抗漕斗争。因此，1863年6月太平天国苏南战事接近尾声，清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会奏请旨核减苏、松、太粮额，得到清廷批准（注：《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419—3420页。）。减赋的推行，并不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在减赋前，苏南地区漕粮征收就常常不能足数（注：李鸿章：《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56页。）。据统计，19世纪30年代，该地区实际约得额征漕粮十之七八，40年代为十之五六，50年代仅得正额之四成而已（注：《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食货志二，第3539页。）。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在奏请减赋时就明言此举是“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注：李鸿章：《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60页。）。他们在推行减赋的同时，又下令整顿漕弊，声称此后征收漕粮，“绅衿平民一例完纳，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不使州县陵虐小民敢为暴敛而不顾，亦不使各项陋规困苦州县迫使病民而不辞”（注：李鸿章：《清查苏松漕粮秋弊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65页。）。虽然在具体执行时大打折扣，但毕竟使各级官吏有所收敛，漕粮征收时的浮收勒折有所减轻，一批中小地区及自耕农因此有所得益。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得以在苏南地区很快稳定局势，与此不无关系。但必须指出，广大佃农的处境并未有所改善，正如当时人所指出的，“是赋虽减，而租未减”（注：陶煦：《租核》，1927年刊本，第1页。）。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农民的抗租斗争明显多于抗漕斗争。1901年后，清廷规定各省漕粮一律改征折色（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89页。），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地区农民田赋负担的减轻。据《川沙县志》载，1908年全县漕粮折征钱数为5759万余文，1910年增至6458万余文（注：民国《川沙县志》卷8，财务，1937年铅印本。）。封建官吏利用“折色”搜括农民也不鲜见，1908年嘉定县每石漕粮折征钱7400文，至1910年增至9300文（注：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1930年铅印本。）。因此，直到清皇朝覆灭，抗漕斗争仍是上海地区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压迫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鉴于此，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军政府就明确宣告：“本军政分府又念我苏、浙等省民困已久，暴征苛税，是皆满清之虐。而江南水荒，收获寡，谋生不易，用特将江、浙、皖、闽境内一切恶税尽行豁免，以抒我父老之难，而免奔亡之苦。”其中规定：“（一）除盐、酒、糖各税捐外，所有统税关卡一律永远裁撤；（二）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三）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四）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蠲免；（五）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蠲免。”1911年11月6日发行的《光复报》亦载：“军政府自得上海后，即宣布所有厘捐、落地捐一律废除，以苏商困。本年下忙丁漕及前次丁漕，概行豁免。”（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39、135页。）仔细推敲，上述规定的受益者主要是那些国家赋税的承担者，众多贫苦佃农则被忽略，对新政权寄予一定期盼的他们大失所望，难抑愤懑之情，上海、青浦、奉贤、南汇、松江等县纷纷出现佃农的抗租斗争，引起社会的关注。1912年1月3日《申报》以《论乡民抗租风潮》评述说：“今日者，总统莅任，大局粗定，从此绥定安集，地方秩序之恢复，不难立待。惟尚有一事，为近今眉睫之大患，而足以扰乱社会之安宁者，则乡民之纷纷抗租是也。……闻此次乡民之抗租，并不以年岁之丰歉为借口，而惟一意以全租蠲免相要挟，大致谓民军光复，凡满清苛税蠲除不少，租税同一性质，自必一律豁免。……此唱彼和，群起盲从，一日复一日，风声所播，遂成今日之现象。据连日报载，松江一带则各村庄鸣锣齐会，相约不还；昆山正义镇则因催收田租，兵民互哄；青浦西乡则聚众闹事；南汇周浦则拆毁绅董房屋，纷纷扰扰，莫可理喻，而此外之类是者，又时有所闻。地方绅董畏其蛮横，不敢与较。……今距阴历年底不过四十余日矣，照向来租务之习惯，此时已将结束，而今则抗租风潮方日演日剧，蔓延而未已。遂令殷富之家咨嗟太息，中人之产徬徨无措，而各州县丁漕亦受抗租间接之影响，收入者十不满二三。倘长此不已，地方之糜烂固不待言，而日后军队之饷需、行政之经费，恐尽成无米炊，其阻碍政治之进行，关系匪浅。语曰：“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毫末不扎，将寻斧柯。有民政之责者，尚其防范而消弭之。” 面对佃农的抗租斗争，成立不久正苦于财政拮据的军政府首先考虑的是确保赋税收入，采取了压制的政策，矛盾因而更为激化。“青浦县光复后，民政部酌定业户租籽收取八成，乡民借口松城仅收六成，共结团体，饮齐心酒，力图霸抗。民政部以租务攸关赋税，传知地保谕各乡民依限还租。地保不善处置，语多压制，致乡民激怒，麇集县城，与民团抵抗。该乡民受伤数人，遂将民政长徐彭龄之子劫去，大起风潮。当经徐君请松军政分府派兵弹压，已于昨日由沈葆义统带师船十六艘前往矣。”（注：《抗租之风潮》，《民立报》1912年1月8日。）在这种武力压制下，各县佃农的抗租斗争渐归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