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4-0019-03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也是一个过于巨大、一时难以全面把握的认识对象。怎样切入这个社会的深层，窥探其转型的奥秘呢？章开沅教授等人在这一领域耕耘数十年，从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的整体运动着眼，紧扣社会群体的演变及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论述，以图具体把握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先后出版了相关著作数部，发表论文几十篇。《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1]（以下简称《官绅商学》）更是他们多年来潜心研究的一个总结。 一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历史考察应采取何种取向与视角，是史学界长期探讨的课题。以往很长一段时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体系的研究主要套用了一些传统概念，过分强调对历史上主要人物、重大事件的研究。这种研究固然相当重要，但如果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忽视了对个体、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详细考察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把握历史，认识历史。本书突破了“人物史”、“事件史”研究的藩篱，摆脱了西方研究理论的束缚，选取活跃于当时历史舞台上的几个重要社会群体，着重分析它们在近代的交错流变以及它们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窥视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变迁，可以说是独辟蹊径。 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的裂变重构，还是从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组合来看，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转型自有其内在的历史特征。可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特别复杂，而一些历史人物经济、政治、思想状况的变化幅度又较大，有时很难简单地给以阶级或阶层的确定性，不如借用一个涵盖面较宽而有一定伸缩性的概念，或许可以有助于更为客观、细致、确切地陈述实际情况”。[2](p3)这里的“概念”就是指社会集团，即社会群体。由此可见，从社会群体对历史进行解释是社会结构多层次的需求，对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群体及其互动关系进行多角度的考察，目的也正在于使我们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更加符合历史客观实在的多层次性；另外，社会群体的研究还可以作个案研究和类型研究的中间层次，使得个性化的个体在群体的研究中表现得更为丰满和清晰，同时通过历史多样性的充分展示，使历史整体性统一性的揭示更为确切和深刻。从社会群体的交错流变及其与近代社会转型的相互作用去剖析中国社会，不仅使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研究更加具体化，同时也从社会结构上深化了整个近代社会的研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且重要的课题，所包含的学术价值也不言而喻。然而最早注意并对此进行初步研究的却是关注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20世纪50年代初，何炳棣、张仲礼的绅士研究即已发其端绪，60年代小岛淑男、白吉尔、费正清、芮玛丽等人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的商绅阶层，70年代日本学者曾田三郎、仓桥正直等人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清末商会的特点及历史作用。加拿大学者陈志让先生为了寻找中国近代化途程坎坷的原因，对军阀时期的政权结构作了详细的剖析，其研究对象已涉及到官绅军三个主要社会群体。但他们的研究还不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特征及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相形之下，国内学者对社会群体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长期比较冷落。但由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后来居上之势，而且对问题的理解和体认在某些方面更为深刻和贴切。当然，从已有的成果来看，不难发现过去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大多囿于对官（僚）、绅（士）、商（人）和学（知识分子）的个别研究，鲜有将这四个社会群体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中，进行纵横交错的比较，通盘考察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注：如张仲礼、贺跃夫对晚清士绅的研究，《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何晓明、李良玉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百年忧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喜所、王奇生对留学生群体的研究，《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唐力行对近代商人的研究，《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可见，将活跃于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四个社会群体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分析，《官绅商学》实肇其端。当然，“从近代中国历史来看，官绅商学并无截然的分界，或官绅、或士绅、或绅商、或官商、或儒商，常多复合形态，乃至兼官、绅、商、学于一人（如郑观应、张謇、李平书等）”[1](p8)，纯而又纯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各社会群体之间没有明确的楚河汉界。基于这种思考，《官绅商学》没有着意刻画少数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而是精心勾画若干与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群体，如地方督抚、知识精英、经营管理者集团等等，尤其是着眼于转型时期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进一步考察官、绅、商、学的结合方式及程度。在作者的笔下，这些集团并不是抽象的类型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行动的特殊社会实体。作者通过对它们各自社会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给以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陈述与论析，向读者展现了一副斑斓多彩、引人入胜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绚丽画卷。 二 研究视角的转换体现了作者对史学研究的创新，开阔的视野则表明作者力求公正、客观地再现历史。该书对官绅商学四个群体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包括它们的自身发展及其价值观念、社会心态、政治理念、社会功能、社会组织等。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或局限于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简单复原，更为关心的是处于转型时期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呈现出的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和影响。故能够发人所未见，在研究中频出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