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举办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于2002年4月2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20余名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讨论：近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前瞻。 一、近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从理论的发展、成果的丰富、方法的多样、资料的整理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龚书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在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一是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一些简单化、教条化、片面化的认识，比较切合实际地进行近代史的研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原来革命史、政治史研究得较多，政治史又很少包括对清朝统治集团的研究。近年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社会史等领域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吸收了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和深入。第四，因为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多样，出现了很多有分量、有价值的成果。当然其中也有重复劳动，有下功夫不够的，甚至还有拼凑的。但是，从总体上看，近代史研究的成绩是非常可喜的。 房德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认为：近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比较明显的成绩，首先在于理论上的发展促进了研究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过去深化了，并且引进了不少新的理论，如近代化的理论、社会学的理论等等，这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中国近代史研究比较大的突破是走出了过去以革命史代替整体历史研究的格局。这些年，近代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大家都致力于把中国近代史做成“通史性”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陈其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认为：近2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无论是在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认识上，还是研究成果和研究领域的丰富上，都取得了很多进展，这主要得益于思想解放这一原则。学术研究基本没有禁区，学术风气比较宽容，允许不同意见的提出，这是促进新时期的学术繁荣，特别是近代史研究繁荣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史革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时期、两次重要飞跃。三个时期是：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是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两支学术力量，分别以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个阶段作了许多重要工作，如范老的《中国近代史》。尽管这部著作现在看来有不足之处，但在当时确是有新意的，树立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近代史的体系与典范，突破了旧的史学思想对近代史的描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第一个飞跃。第二个时期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把范老提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丰富了，其中较重要的成果如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对普及历史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是第三个时期，也是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取得成就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断开拓新领域，壮大学术队伍，完善学科体系，实现了第二次飞跃。近20年来，学者们不断探索近代史研究如何反映时代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新。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在注重“通”的思想的同时，从指导思想到内容和形式都有新意，代表了近20年来学者们对近代史探索的最新成果。 郑大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整理出版了大批资料。如启蒙思想文库、哲学史汇编等，还有很多名人的文集、全集，这在近代史学科中是非常突出的。二是人物研究成果增多。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有评传、传记或者研究论文集出版。第三，对思潮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如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西化思潮等近代以来的重要思潮研究，基本上都有专著出版。第四，西方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近20年以来，引进了西方的很多方法。当然，有些热闹一时，却没有生命力；有些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指出了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比较明显的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不够，非历史主义的研究倾向、学风浮躁等有发展的趋势。 迟云飞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90年代以来，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一是淡化理论，重实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80年代对很多理论问题已深入讨论过，另一方面，现在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有些人理论功底不足，不能做到中西兼通、古今兼通，有意识地淡化理论。二是放弃宏观，求微观。原来的宏观研究一方面在理论上能够发人深省，有突破，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大而空的弊病，于是导致微观研究的兴起，然而有些微观研究探讨的问题过细，达到了琐碎的地步。这是不足取的。三是淡化政治，重社会和文化。90年代以来，政治史研究相对来说不受重视。过去比较热的研究课题，如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现在研究得较少。与之相应，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成为重点，但这些研究缺少我们自己的理论作指导，而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必然会存在很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研究社会史、文化史是可以的，而且今后还应该加强，但不能忽视政治史研究，因为政治活动毕竟是对人类整体社会影响很大的一个方面，忽视政治史研究的这个趋向，我以为是不妥的。四是轻视革命，重改革。近年来政治史的研究相对少了，但是对改革的研究受到重视，以致出现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即批评近代史上的革命、“激进主义”，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改革有改革的价值，革命有革命的价值，要对社会历史作全方位的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