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2)02-0068-08 频繁发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惊心动魄的教案构成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关系的基调。1980年以来，教案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区域性研究相对薄弱，其中山西地区倍受冷落。现存成果只有1960年乔志强先生从反帝斗争的角度对山西义和团所作的开创性研究，如《从〈潜园琐记〉看义和团》等学术论文及一些基础性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而对于此前三十多年的民教冲突更是无人问津。我将自己的研究视点定位在山西，首先期望弥补区域史研究中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在钩稽史料之后，笔者发现，与其他地区相比，近代以来山西地区的民教冲突具有独特之处。如果从迎神赛社这一角度出发，诠释山西地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教冲突的原因，那么教案背后深层的文化习俗意义就会凸显出来。本文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铺展开来的。 一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传教士逐渐将触角伸向了中国内地，教案问题随之产生。我们发现，在近代山西地区的民教冲突中，存在着一个十分醒目的现象，那就是戏乐纠葛占有相当的比例。 下面首先根据《教务教案档》记载，将山西地区的民教斗争事件按时间顺序作一简单介绍。 凤台：咸丰十一年七月，天井关村马海嘴因系习教，抗不遵守社规，社首乡约率八十余人，将其殴打成重伤。（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714页。）同月，闫庄村民李祥太等人以入教为由，拒纳献戏焚香等钱文，民教双方发生冲突。在此案中，双方言辞不一。传教士声称社首常氏率百余人至奉教人李祥太家，将其拖入庙内，勒令罚钱四十千文，修庙唱戏，且将李祥太桑柿树砍伐四十余株。但山西巡抚在禀文中指出，社首并无率人强揪勒罚，实因追偿所欠社中垫过钱项，为数有限。失树并非常氏使人所为，因民教失和，无人看管造成。（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716-717页。） 霍州：咸丰十一年，霍州知府审教民田树银告刘丙申。断令田树银与刘丙申等各敬各神，不准刘等社中向田讨要唱戏、迎神、祭祀等钱文，所有办差巡田草夫公摊公派，著刘等社中与田树银看望田禾，赔田树银所失玉粮。（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720页。） 阳曲：咸丰十一年，窑儿上村社首张际宗以白耀、张纯等紊乱社规，将应摊差务钱文硬抗不出，具控到县。教民挟社首控告之嫌，将其打伤。另有涧河村社首贾年等呈控乐保元等，长子头村乡约程国对等呈控陈明等，享堂村社首王致中呈控张也玉等抗钱不摊。（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721-722页。） 壶关：同治二年正月，安口村教民申安德呈诉，因奉教有干例禁，被邻村崔姓以此挟制，恃强占产。（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757页。） 归化：同治九年三月，贺选拒摊村中神戏钱三千二百文，与其姐夫王玉发生纠纷。教民因王玉不信天主教，将其殴成重伤。（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413页。） 孝义：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东头村郭起茂禀称，本村郭士郎等人因伊习教，拒摊庙内之费，挟嫌佐使他人盗去其成熟田禾几半。县令断村中祈神赛会与郭起茂无干，丢失秋禾令巡夫先行酌赔谷子六斗。（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480页。） 大同：光绪七年十二月，榆林村社首管芳等率多人向习教人纪运昌、管祥勒索戏钱不遂，即行凶殴打，后又至教民杨天资家勒索，滋闹不休。（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四辑，第312页。） 天镇：光绪七年，定安营村民高应珍等与直省传教士王先垲发生冲突，原因不详（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四辑，第313页。）。 寿阳：光绪二十一年七月，教民张乾元因摊演戏钱文与社首刑聋三涉讼。（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658页。） 面对近代山西民教冲突多是戏乐纠葛这一突出的现象，我们必然要从矛盾的缘由——传统戏乐或者说迎神赛社入手，探究民教冲突的根源所在。 迎神赛社作为一项民间活动，源于古代先民进入农耕时期的“社祭”，是祭祀后土神的。这是一种全民性的祭祀活动。祭祀后土的民间组织称“社”、“里社”、“村社”，祭后土这一天称“社日”。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泛神观念的作用下，民间出现了祭祀百神的宗教性活动。从发展进程上看，迎神赛会大致勃兴于宋代，元、明、清以后愈演愈烈。它的全过程由祭仪和赛社两大部分组成。祭仪主要是“请神”和“祭祀”，赛社主要是村社献演乐舞百戏。也就是说，集礼仪和娱乐于一体。 山西各地一年四季迎神赛会活动不断，崞县在四月初八日“各村多迎神作戏”，其中“东南乡多办社火，合数十村，各妆演故事，观者如堵”（注：乾隆《崞县志》卷四，风俗。）；绛县二月二十五日在“坡下老君庙设香火会，装社火，演杂剧，招集贩鬻，各色货物置买甚便”（注：光绪《绛县志》卷二，风俗。）；闻喜“村各有所迎之神，大村独为一社，小村联合为社，又合五六社及十余社不等，分年轮接一神，所接神有后稷、有成汤、有伯益、有泰山、有金龙四大王，又有澹台灭明、五龙、五虎、石娘娘等神……凡轮值之社，及沿定之期，锣鼓外必闹会……庙所在村及途经同社之村，必游行一周。庙中，则送神之社，预演戏；既至，锣鼓数通后，排其仪仗，舁其行跷，返至社人公建之行宫，演戏三日以安神。平日轮一户，祀两餐，早晚铺叠床寝如生人。每村至少有一月盘期，搭精巧之彩棚，陈水陆之供品，演戏三日。邻村及戚友皆捧酒肉浇神，必款以宴。次年送神，则仅有锣鼓而已。亦有闹送不闹接者。要之，不赛神之村，无几也”（注：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700页。）；高平“春祈，秋报，礼也。城乡迎神赛社，鼓吹鸠众，戏优杂沓，按月（期）恒有，东关每年四月八日，祭赛炎帝大会，十日，九月十三日，祭赛关帝于炎帝庙内，诸货骈罗，远近士女云集，其于米山各处，赛会尚多”（注：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18页。）。曲沃“又里社，有春秋祈报，自是古雅，（惟）多聚娼优，扮演杂剧，连日累夜”（注：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61页。）；寿阳“三月一日起乡赛，以祈谷实雨泽，其备肴馔，演杂剧，费辄不赀……十月一日起乡赛，谓之秋报”（注：光绪《寿阳县志》卷四，风土志。）；繁峙“祈年报赛，演戏酬神，事虽俗义，则古也，百室之邑，必有社会，而以城中及沙河为盛，皆以三月十八日大祀后土，士女游观，商贾云集，盖即社祀之遗”（注：光绪《繁峙县志》卷二，地理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