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1-0043-08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点之一，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起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培养了数百万名不同于传统儒家教育的新学生，辛亥前后活跃于政治、军事、经济舞台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曾经是新式学堂的学生。与此同时，新学堂、新学生的出现，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与社会问题。 一 新式学堂并不始于20世纪，除教会学校外，同光年间已陆续出现由国家开办的最早一批新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等，主要培养实用型洋务人材；戊戌维新期间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京师大学堂。但以科举制为主导的传统教育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新式学堂和接受新式教育者数量十分有限。 庚子事变创巨痛深，面对东西各国“争强斗胜”，中国则“积贫积弱”的现状，办学堂、开民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已是朝野上下的共识。1901年4月，张之洞、刘坤一在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中提出了“育才兴学”的四项措施：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注：《张文襄公全集》，卷52，奏议52。）9月，清廷下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注：《清德宗实录》卷四八六，光绪廿七年八月乙未下。）开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学生正式成为国策，希望以此作为改弦更张之机，培植左右国家之才俊，造就转移时事之英雄。民间也对新式教育以及新学堂培养的新学生寄予厚望，认为“我中国将来之振兴亦系于教育也”；（注：《兴学宜求实效说》，《申报》光绪廿九年六月初七日。）“学堂多设一所，即中国多一分生机；学生增加一人，即中国多一主人翁”；（注：适生：《论云南宜实行强迫教育》，《竞业旬报》第四号，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兵政未修也，赖学生以练习之；农政未讲也，赖学生以研求之；榷政未尽善也，赖学生以修订之；商政未大兴也，赖学生以讨论之；矿政未尽整理也，赖学生以考察之；邮政虽兴而尚待扩充也，赖学生以推广之……。”（注：《正学篇》，《申报》光绪廿八年四月十九日。） 在政府、官吏、民间的共同参与、推动下，各地新建、改建学堂蔚然成风。人文荟萃的江苏、浙江自毋庸论，袁世凯、张之洞主政的直隶、山东、湖北更是走在全国之先，连偏僻遥远的漠北蒙古亦起兴学热潮。（注：《阅申报记蒙王兴学事喜而论之》，《申报》光绪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该作者赞许道：“蒙王此举诚可谓绝大识见，不特蒙民受其福，而中国实先受其益。”）1901年9月前，沪地报刊有关新式教育的报导屈指可数，此后各地兴学状况，朝廷与地方政府的办学方针、具体措施，学堂、学生的活动情况等，皆成为热点。《东方杂志》辟有“教育”专栏，刊载清廷教育政策、各地办学措施与学堂消息；江浙地区阅读面甚广的《申报》上，教育新闻每天少则一、二条，多则四、五条，遇有国家教育政策出台或学堂、学生有突发事件时则更多；广告版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式学堂招生与访聘教习的各类广告。（注：如山西大学堂访聘教习广告、南皮张制军鉴定湖北武学全书广告等。见《申报》广告版。）据报载，至1903年初，已有11个省建立了高等学堂；（注：《论各省学堂情形》，《中外日报》，光绪廿八年十二月初八日。）中小学堂数量更多，其中有相当部分系由各级书院改建。如（广东）广雅书院→广州大学堂，（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堂，（江西）豫章书院→南昌大学堂，（湖南）求实书院→大学堂，（湖南）岳麓书院→高等学堂、（浙江）养正书院→浙江中学堂，（汉阳）晴川书院→汉阳中学堂，（湖南）求忠书院→忠裔中学堂，（浙江）紫阳书院→仁和小学堂，（汉阳）凤山书院→汉阳小学堂，（会稽）东湖书院→会稽通艺书院，等等。还有不少书院旧址改为农、工、商、矿、警等各类实业或专业学堂。 1905年，中国的新式教育已粗具规模，除教会学校外，官办各级各类学校共有2,770所；在校学生1902年为6912人，次年即上升4倍多，达31,428人；（注：吴研国、翁之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小学教育》，《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P.26～27，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1905年已有258,876人。（注：见王笛《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史学月刊》1986年2月。）幼稚园、女子学堂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开设，专为白天工作的学徒设立的“夜校”、盲聋哑慈善学堂以及旗营学校等也在部分地区建立。 同年秋，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正式废止。清廷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地方设提学使司及劝学所；颁布有关教育的各种法令、法规，吸收地方士绅参与省、府、州、县和学区的各级教育行政事务，以利推广。1907年起，在部分地区试行强迫教育，达到一定年龄的幼童如不入学，按荒学律惩罚其父兄；与此同时，鼓励民间办学，地方士绅亦热心于此。新式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此后两年，学生数每年递增近一倍，1907年突破百万；到1912年跃升至2,933,387人。（注：学部总务司编：《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加上军事、教会学校的学生，辛亥时国内学生的总数应在300万左右。（注：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P.146～147，学林出版社，1995年5月。）1904年官办、私立各类学校总计为4,222所，其中官办3,605所，居绝对优势；到1909年学校总数已达52,348所，五年中增长12倍，其中官办14,301所，所占比例不到1/4。（注：《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但宣统元年以各学区学生数量排列的另一统计图表中学堂总计数则为59,896所，二者比较，相差7,000余所。） 二 学堂与学生数量激增，固然是20世纪初年国家、地方与士绅重视教育的表现，但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经费难筹、教习难延、经理无人”（注：《论开设学堂之难》，《申报》廿八年二月初三日。）等多方面巨大困难，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教育需要高素质的教师，至少也是合格的教师。但当时中国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秀才、数万举人、数千进士，无不是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熟读四书五经，却对近代科学、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三家村的塾师更是头脑冬烘。改为学堂后，“大率皆由帖括出身”的原书院山长纷纷呈缴聘书，“力辞讲席”，（注：《力辞讲席》，《申报》光绪廿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新闻。）“需聘鸿才主持讲习”。（注：《改设学堂》，《申报》光绪廿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新闻。）但同文馆与各地船政、电报学堂毕业者不仅人数有限，且都供职于待遇优厚的外交、海关、电信、铁路等机构。于是，“凡能外洋各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修极厚”，（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P.126。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但实际水平却令人生疑，“经理者固不知教育为何事，所请教习又皆非迂腐不堪即叫嚣太甚，不中不西，非今非古，以此言学堂，亦何足以育人才、新学问哉？”（注：《论苏抚批斥荆溪县虚填学堂事》，《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由此，新式学堂开办之初严重缺乏合格教师。湖北省垣仕学院自1903年开课后，“虽博带峨冠不乏誉髦之选，无如各种学业门类甚繁，不惟学者致力维艰，即教者亦颇难其选。”（注：《师范难求》，《申报》光绪廿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新闻。）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中，“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其余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更是“分科授课，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注：侯生：《哀江南》，《江苏》第一期，光绪廿九年三月。）镇江府中学堂教科尚称粗备，小学堂则管理既不得法，教习亦非其人，英文教习“西文极浅”，体操教习则于“体操一无所知”；某县公立小学教员读“琛”为“探”，读“熊”为“態”，不知王阳明为何代人物，认为“辽金元”系一人名。（注：《论中国举行新政之弊》，《申报》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日。）部分教习甚且“昨岁则徜徉妓院，今岁则征逐戏园”。（注：《教习非人》，《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三十日，新闻。）胡适十二岁到上海，“完全是个乡下人”，人新学堂读书时，许多同校的小学生来围观。但仅过了42天，便因为能够纠正老师《左传》、《易传》不分的错误，“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四级）”。（注：胡适：《四十自述》，P.88～90，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年。）由此亦知教师水准之一斑。为解决师资严重匮乏问题，各地皆重点建设师范学堂，1905年仅四川一省开办师范传习所110所，（注：《论某师范传习所》，《申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仍不敷用。罗振玉曾对学堂教习情况作过估算：（按照学部规定，凡5000户以上村镇，至少需设蒙学堂1处。）以每个学堂3名教习计，全国共需要1,512,900名；直隶辖140余州县，每县平均四五百村，每县设一学堂，每堂有教习一名，亦需六七万人。但天津、保定两地的师范生总共2,000人左右；5年一届，须经150年才足敷用。（注：《扩充师范学堂》，《大公报》宣统元年九月十五日。）直隶是当时全国办学最好的省份之一，尚且如此，其它地区可想而知。《师范难求》、《教习非人》等是当时报刊上的常见新闻。在国内严重缺乏人才的情况下，高薪聘请洋教习。据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间，先后有近千名外国教习在各级各类学校（从幼稚园、小学直至京师大学堂）任教，其中一多半是日本人。（注：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一书对此有详细研究，可参见。）但“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注：《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七期（光绪廿九年四月）。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卷一，上，P.396。汪向荣《日本教习》一书中有“薪俸与待遇”专节，指出当时在华日本教习一般“比中国同工人员的薪俸约高5～10倍，就是比日本国内同工的最高薪俸，也要高出3～5倍”。）难以持久。（注：如杭州西湖蚕桑馆即因经费支绌，所聘日本教习告辞而去（《学馆中止》，《申报》光绪廿八年正月十二日，新闻）；蒙古喀拉沁亲王聘日本女教习河原操子为女子学堂教习，有学生24人，“惟以语言难达，俱由太福晋、福晋用北京语译成蒙古语。幸河原教习能作北京语。”（《东方杂志》第二年第四期“各省教育汇志”，光绪三十一年四月）更有少数教习“应聘到中国，或者是视作生财之道，或者是另有目的，因此在担任教习期间不仅不能胜任，而且还因行为失检、举止不规，受到学校、地方或学生责难”。（注：汪向荣：《日本教习》，P.99。）于是不得不重新聘用原先的书院、私塾教习，而他们又把自己熟悉的知识及教育方式带进新学堂，由此，渴求新知识的新学生与依恋旧传统的旧教习产生很大的分歧与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