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继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顺治皇帝、1780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京觐见乾隆皇帝之后，第三位西藏格鲁派宗教领袖入京朝觐。达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清朝皇帝禀奏西藏情势，联络与中央政府感情，寻求中央政府帮助，进一步巩固和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件在西藏历史、宗教方面均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事，以往有关达赖喇嘛的传记、年谱以及相关著作中都记录得不甚详实，使人难于了解这次朝觐活动的全貌。近年，笔者赴日本访问，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题为《内厅侦察达赖报告》的资料，这是一本用毛笔手抄无记名的原始日志。该报告原件为线装，深蓝布封皮，红格草纸抄写，共94页。这份向清朝政府呈送的秘密报告，是内廷派专人守候于达赖驻锡的黄寺，每日在观察完达赖一行的行踪之后，按着不同情况和内容分类笔录的，故所记文字较为真实可信。其中逐日记录了十三世达赖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1908年9月24日—12月21日）为止，共84天在北京的全部活动。这份报告为我们了解达赖入京这段史实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它可以补正以往史籍记载的不足和偏误。现以该报告为主，参以其他档案史籍记载，将十三世达赖晋京朝觐时的活动情况，分几个专题记述考释于后。 达赖入觐的历史背景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届20岁时亲政的。此时正是英、俄等帝国主义觊觎西藏，西南边疆出现危机的时期。年轻的达赖喇嘛以法王和藏王的身份，执掌全藏政教大权，一面翦除敌对势力，巩固内部统治，一面加强战备，密切注视着外部来犯之敌。 1890年和1893年，英国与清政府先后签订《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在攫取了亚东开埠和自由通商的特权之后，得寸进尺，又积极策划新的入侵阴谋。1896年，英国以“藏印条约规定的某处边境被藏兵占据”为由，要进入西藏腹地巡边勘界，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回绝。随后从1899年始，英印总督寇松(C.N.Cuzon)一连三次致函达赖，对其拉拢诱惑，企图抛开清朝政府，寻求与西藏地方直接交往举行谈判（注：寇松第一次寻求与达赖交往，是在1899年派遣不丹驻大吉岭代表乌金噶其(Vgyen Kazi)，以个人名义致书达赖。第二次是1900年，利用克什米尔行政副长官克尼恩(C.Kennion)上尉赴西藏噶大克会见当地噶尔本（营官）的机会，转呈给达赖一封信函。第三次是1901年，利用乌金噶其赴拉萨的机会，再次致函达赖。几次信件均遭达赖拒绝接收，理由是“没有和驻藏大臣及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商议，他就不能和任何外国政府通信。”参见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此举同样遭到了达赖喇嘛的断然拒绝，来信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接连的碰壁失败，使英国政府大为恼火，于是从1902年开始，便着手发动对西藏边境的武装进犯。1903年，英国先派兵占领了后藏要地岗巴宗，后又以荣赫鹏(Francis E.Younghusband)为正帅，率军侵入亚东、帕里一线，强占西藏领土，野蛮屠杀当地民众。英国的挑衅行为激怒了西藏军民，由此爆发了第二次抗英战争。 就在这时，以十三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与驻藏大臣有泰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两者在抗英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达赖，对清朝政府一直保持着期望与信赖，力主抗英，并且请求清政府调集内地军队，资助军饷，与西藏军民共同作战。而刚刚到任的驻藏大臣有泰却不支持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拒绝达赖的正当要求，反而斥责达赖“执拗无理，胆大妄为”，并利用藏军与英军作战的时机，釜底抽薪，使藏军大败，以达到压服藏人、与英军妥协媾和的目的（注：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1辑，“有泰奏牍”卷1，第9-10页。）。 有泰的昏庸误国，节节退让，加上西藏军民缺乏作战经验，军官在战争中指挥不力，酿成这场保家卫国战争的最后失败。英军得以长驱直入，逼近拉萨。1904年7月，英军渡过曲水，到达拉萨城下，十三世达赖情急之中，没有通知驻藏大臣，只带领少数随从，携印匆匆离开布达拉宫，北上出走，开始了在内地的流荡生活。 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在抗敌无援、又不甘与敌人言和的情况下离开拉萨的。他改换便装，取道哈拉乌苏（黑河），越过唐古拉山、通天河等地进入青海，后又经甘肃到达蒙古地区。一路上，由于他长期在藏传佛教中的领袖地位和影响，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藏、蒙古、汉、回、土等各族百姓和信徒的广泛同情。是年11月，十三世达赖历经辛劳跋涉到达库伦，受到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当地僧俗百姓的热烈欢迎。清政府这时虽然听信驻藏大臣有泰的纠参，革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但对达赖离藏出走求援的行动仍十分关心重视，一直命人查询达赖出走后的踪迹和路线（注：《驻藏大臣有泰奏达赖现抵库伦行文询其行踪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部档第662号。）。特别是清朝政府得知，在达赖一行中有间谍俄籍蒙古人德尔智随行，此人多年蛊惑煽动达赖寻求俄国保护，鼓吹联俄抗英，狡黠阴险，这更引起清廷的警惕。10月12日（九月初四），清政府外务部电告西宁办事大臣和库伦办事大臣：“无论达赖行抵何处，务即迎护内地，妥为款留，勿任北去”（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032卷，第2号。）。不久，库伦办事大臣德麟即奏报达赖出走缘由以及行将到达库伦的消息。11月1日（九月二十四日），光绪皇帝谕军机大臣等：“著德麟迅即派员迎护到库，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注：《清德宗实录》卷535，第8页。）。两天后，又降旨西宁办事大臣延祉，迎护达赖喇嘛，并带去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赏赐的诸多礼品（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又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80-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