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2-0032-04 《南京条约》刚刚签订的1842年，经世学者魏源便推出其“愤悱”之作《海国图志》。但在1860年以前，《海国图志》并未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却在邻国日本受到重视并形成《海国图志》时代。本文试从社会认识传播的角度探讨这一历史现象，以期更全面地认识中日两国社会的不同发展进程。 一、《海国图志》的成书条件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困境 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已是时代趋势，《海国图志》正是代表了这一思潮的发展方向。既然如此，为什么《海国图志》未能及时得到社会的认同而广泛传播呢？这固然有很复杂的各种因素，但从社会认识传播的角度看，最直接的主要原因是传播内容与受传者的认识不具有相应的同构性，借助特殊外部条件成书的《海国图志》在国内找不到支撑其流传的社会群体。 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特意指出了该书的特点：“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注：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海国图志》因“以西洋人谭西洋”显现了其时代价值，却与“中土人谭西洋”群体拉开了距离。当时，“中土人谭西洋”不仅水平很低，人数也极少。从清军入关到鸦片战争的200年间，中国的世界史地著作不过数十种，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和谢清高的《海录》是受到时人较高评价、内容也较准确的代表性著作。《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年），实际是得益于喜爱西学的康熙帝及其时代。《海录》晚于《海国闻见录》近百年，成书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年。作者谢清高本为广东嘉应商人，因遭遇海难被西人商船救起，遂跟随西人商船在外漂泊14年，因失明返粤，后又流寓澳门以给人充当翻译为生。在谢清高返粤20余年后的1820年，其同乡杨炳南在澳门偶遇之，“与倾谈西洋事甚悉”，“遂条记之，名曰《海录》。”（注：杨炳南：《海录》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海录》是新航路开辟后中国人亲自游历西方、并留下文字记录而在国内流传的第一部著作。不过，《海国闻见录》仅万余字，《海录》也不到二万字，并都以记录东南亚一带为主要内容，有关欧洲本土的记载很少。《海国闻见录》“大西洋”部分介绍了欧洲八国，但只不过是用一句话说明其与东方的关系和地理位置。如葡萄牙条目为：“葡萄牙者，澳门之祖家也。东北二面，地邻是班牙，西临大洋，南俯中海。”（注：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页。）《海录》有关欧洲诸国的内容比《海国闻见录》详细一些，特别是对冠于欧洲诸国之首的葡萄牙有近二千字的详细说明，占欧洲诸国内容的一半，涉及政治、军事、宗教、风俗等，尤其是重点描述了该国的风俗。但无论是《海国闻见录》还是《海录》，短短数千字的内容显然只是非常简单的欧洲概况介绍，并且前者没有美洲的内容，后者亦只有寥寥数语，认为美国“亦海中孤岛也。”（注：谢清高：《海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3页。）《海国闻见录》与《海录》基本是鸦片战争前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史地著作。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记载域外情况的著作，如乾隆年间郁永河的《裨海纪游》、庄廷旉的《海洋外国图编》，以及鸦片战争前夕几本有关英国的小册子，如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等，但前二者仍未超出《海国闻见录》的水准。《英吉利记》和《英吉利国夷情纪略》是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对华冲击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英国，并提供了不少有关英国的新信息，但二者都成书于鸦片战争前夕，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便爆发了战争。上述“中土人谭西洋”的著作表明，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世界特别对欧美诸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并且即使这些有限的著作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形成相应的社会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鸦片战争时期人们对英国和西方的无知便毫不足怪。林则徐在1839年6月的奏折中便指责清朝官员“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实不知其来历”（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8页。）。其实林的西方知识也不多，在其同时致英王的信中仍相信当时颇为流行的大黄、茶叶制夷论。姚莹自称“自嘉庆年间，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注：姚莹：《复光律原书》，《鸦片战争》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31页。），并且任台湾兵备道时仍携带着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但当鸦片战争快要结束的1842年，道光帝得知台湾俘获一批英人后，便发上谕询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若干？……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注：《海国图志》卷五十三，第1466-1467页。）而姚莹对自己的回答并不满意，“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以为恨。”（注：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89页。）不仅是姚莹，魏源、徐继畬等人在鸦片战争前对西方的了解都很少。1841年，参加浙东抗英斗争的魏源只能根据英俘安突德的描述等写成不足二千字的《英吉利小记》，却称英国“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注：姚莹：《复光律原书》，《鸦片战争》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466页。）。 如果从上述“中土人谭西洋”的状况推断，鸦片战争后的40年代，中国不会有高水平的世界史地著作出现，《海图国志》的成书条件并不具备。但《海图国志》确实应运而生，而为他提供条件的主要是19世纪以来新教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刊。这些新教传教士的书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1842年以前在东南亚的马六甲等地出版；一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在通商口岸出版，其中主要以前者为主。这些中文书刊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都是很陌生的，特别是1842年以前传教士在马六甲等地出版的中文书刊，不仅不能在中国流通，连出版地也主要不是在中国大陆，自然不会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有什么影响，更不会形成接受这些书刊的社会群体。所以，不仅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感到强烈震撼，《海国图志》的出现也使国人感到突然和难以接受。其实，这种历史现象本来就不常见——当西方传教士以中国人为对象出版中文书刊时，躲在锁国大门之内的中国人却毫无所知，并一直延续了40年。《海国图志》是将本应在40余年消化的东西一下子端到国人面前，其结果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