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变革。伴随封建专制制度的废除和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而来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思想话语的转变。 辛亥革命前，“进化”、“民权”、“自由”、“平等”、“国民”、“革命”等语词，虽然为大多数爱国者和革命家反复宣扬，但并没有得到晚清社会的普遍认同。辛亥革命后，“进化”、“科学”、“革命”、“民主”的语词不仅广为流传，而且深入人心。它们不仅是这一时代思想主流的集约化符号，而且也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话语。它们裹挟而来的是近代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即以进化论为基础、以科学为准绳、以革命为手段、以民权民主为目的的思想话语和价值诉求。它们共同使得传统中国的思想世界处处岌岌可危，也使新生的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不得不进行新的整合和创造性转换。 晚清思想话语的变动早已引起当今学术界的深切关注，专题性的研究正在日益加强。如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不仅从史的角度认真地考察了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而且对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中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意识”的变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我们了解革命话语的兴起、形成、转化和传播，以及作用与影响，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和例证。（注：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刘小枫在探索“革命”话语的现代意义时，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中国历史上的儒家革命精神，并把儒家思想视野下的“革命”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革命”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现代性革命不是西方世俗化神圣革命的延续，而是儒家革命精神与西方世俗化神圣革命的近亲性历史构合。（注：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7页。）葛兆光则在《20世纪20年代佛教对西潮的回应——以“进化”、“科学”、“革命”三个语词为例》一文中，具体地分析了“进化”、“科学”、“革命”三个语词在中国和佛教领域的传播，以及佛教对此所作的反应，为我们了解清末民初思想话语的转变提供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参考。（注：葛兆光：《20世纪20年代佛教对西潮的回应——以“进化”、“科学”、“革命”三个词语为例》。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出版发行1994年。）严昌洪以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的演变为例，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发展变化和实质特征。（注：严昌洪：《“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史革新、王彤、段治文等，也对清末民初“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影响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注：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史革新：《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科学观初探》，《光明日报》2001年11月6日；王彤：《从几本书目看“科学”一词在五四运动之前使用中的含义》，《历史文献》第5期，上海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段治文：《中国近代科技文化史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没有关于辛亥革命与思想话语发展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也没有从总体上对辛亥革命前后思想话语的转变进行历史的考察。辛亥革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对此学术界一直也没有一个较为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因此，本文拟就“辛亥革命与思想话语的转变”问题做一尝试性的探讨，以便求教于同行。 二、从民本到民主：政治思想话语的转变 民本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被儒家用来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也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和方法。但它在本质上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有所不同。民本思想简单说来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一是民众为国家的根本，二是立君为民，三是民贵君轻，四是爱民富民。（注：朱义禄、张劲：《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它的意义在于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的权利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稳定。（注：张小平：《中国之民主精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140—141页。）而民主思想的原则是“主权在民”，其意义在于实现“民有、民治、民享”。虽然民本思想重视人民，但“民”是对象性的客体，这种客体与作为主体的“君”互相对立。民本思想严格说来并不代表人民普遍政治个体的自觉，所以恰如人们所说，中国历史上虽有民本思想的巨流，却无民权运动的勃兴。（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序论第5页。） 尽管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不同，但是，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又和主权在民的民权民主思想有着相通相近之处，所以很容易为近代进步思想家所接受，甚至成为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理论的文化基因和西方民主中国化的重要土壤。19世纪下半叶在思想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马建忠、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对西方民主政治中的通下情、去尊隔的看重和主张设议院、行君主立宪的言行，就带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的色彩，或者说他们是站在民本思想的立场上去审视和选择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和民主学说的。（注：参见刘学照：《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1页；何烈、王尔敏等：《中国历代思想家（十八）》，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郑观应的观点和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而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4页。）在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的心目中，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上古时代的“三代之治”有相通相同之处，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要么用中国民本思想的眼光去审慎的选择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学说；要么只是用一知半解的西方民主学说和民主政制来反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制在民本思想的解读下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和真实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