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2-0007-09 《大同书》是康有为在1901至1902年（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与此同时，他又整理和编写了《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中庸注》、《孟子微》、《论语注》、《大学注》。为什么他在这时遍注《四书》？为什么在这些撰著中多次谈到“天演”、进化？为什么他的“大同三世”说这时发生了变化？这些问题过去似乎无人注视，本文试作探索。 一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在戊戌变法前后有着显著不同。 康有为在帝国主义侵略加紧，中国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涉猎“西学”，忧患人生，想望“平等公同”。1888年他第一次上书不达，“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注：康有为：《感事》，见《南海先生诗集》卷一《延香老屋诗集》。），当和廖平相晤后，受其启示，“明今学之正”，汲取今文经学变的哲学，把《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相糅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进而培养骨干，著书立说，设想挽救民族危亡，吁请变法维新。在戊戌变法前，孕有一个“三世”系统，把《公羊》的“升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 康有为这时的“三世”说，主要记录在《礼运注》、《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中，是以《公羊》的“所传闻世”为“乱世”；以《公羊》的“所闻世”为“升平”，“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康有为以为“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汉文而晋质，唐文而宋质，明文而国朝质，然皆升平世质家也”。他以中国二千年来封建社会为“升平世”（“小康”）。（注：引文见《春秋董氏学》和《礼运注序》。） 1898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言“三世”之处很多，而统系则一，是以春秋为“乱世”，而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但尧、舜“不必其为事实”，只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它不过是孔子理想的境界，而不必古所实有。认为孔子之时为“乱世”，与《礼运注》：“生当乱世，道难躐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拨，不能不盈科而进，循序而行”相发明。 康有为推演的上述“三世”系统，在其1898年6月所上《请尊孔教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中可以得到印证： “王者至尊，为天之子，宜祀天；人民虽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不过古者尊卑过分，故殊其祀曲，以为礼秩，岂所论于今升平之世哉！”（注：康有为政变以前的“三世”说，在其门弟子中也曾述及，如梁启超说：“秦后迄今，升平世也”。（《新学伪经考序》，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五年，当光绪二十三年，初载《知新报》第32册，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以中国二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为“升平世”（“小康”）。又说：“君者，据乱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论民政君政相嬗之理》，初载《时务报》第41册，光绪23年9月11日。）梁启超所说的“民”，是指资产阶级，以为有了一个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就可渐趋“大同”。） 他说：“岂所论于今升平之世哉”！即以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为“升平世”（“小康”）与《礼运注》等所言相合。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想望的“大同”境界。这是康有为戊戌政变前的“三世”说，是和他当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结合的。 二 戊戌政变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在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日趋沉沦，三世学说也起了变化。他在1901年所撰《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的《自序》中说： “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张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据礼，故条理较多，而心写乎太平，乃神思所注，虽权实异法，实因时推迁。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若其广张万法，不持乎—德，不限乎—国，不成乎—世，盖浃乎天人矣。汉世家行孔学，君臣士庶，劬躬从化，《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拨乱之道既昌，若推行至于隋、唐，应进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载，中国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当秦、汉时，外则老子、韩非所传刑名法术、君尊臣卑之说，既大行于历朝，民贼得隐操其术以愚制吾民。内则新莽之时，刘歆创造伪经，改《国语》为《左传》，以大攻《公》、《
》，贾逵、郑玄赞之。自晋之后，伪古学大行，《公》、《
》不得立学官而大义乖。董（仲舒）、何（休）无人传师说而微言绝。甚且束阁三《传》而抱究鲁史为遗经，废置于学而嗤点《春秋》为断烂朝报，此又变中之变，而《春秋》扫地绝矣。于是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公理不明，仁术不昌，文明不进，昧昧二千年，瞀焉惟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注：见拙编《唐有为政论集》第468～469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下简称《政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