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1-0011-08 在中国近代，民教交涉案件（统称“教案”）频繁发生，乃是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对于此类案件，清政府很早就确定了“持平办理”的方针。但是，问题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终至酿成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持平办理”方针为何未能奏效？其症结又在哪里？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一 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层见迭出，频繁发生，从根本上说来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的产物。先是进行军事侵略，继之以宗教侵略，即凭借坚船利炮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之后，再靠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双管齐下，以强行向中国推广西方宗教。 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寻求法律保障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根据这些条约，西方传教士享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租地建房和永久居住权。就是说，西方传教士在五处通商口岸可以建造礼拜堂，并且自由往来游历。再由于条约规定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西方传教士自然可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所以尽管起初还不允许传教士入内地违禁传教，但即使传教士潜入内地违禁传教，中国地方官员也无权加以处置。这样，自然要导致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同时也使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享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从此，民教交涉案件便在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其中，比较典型的民教交涉案件有三起，即1847年的青浦教案、1852年的定海教案和1856年的西林教案。列强早就对限制内地传教的规定极为不满，欲废之而未能得逞，恰逢西林教案中法国传教士马赖被杀之机，法国遂以此为借口，同英国一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民教交涉案件不但未能减少，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增加。因为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订立《天津条约》时，被迫取消了禁止传教士潜入内地传教的规定，而添上了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更有甚者，当1860年中法订立《北京条约》时，法国人从中捣鬼，私自在条约的中译本中加上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话。对于法国方面的欺骗伎俩，愚味颟顸的清朝谈判官员竟毫无觉察，致使这一可耻的外交骗局长期未被戮穿。这样一来，西方教会的权益极度扩张，不仅其传教范围扩展到全国所有内地，而且有权在任何地方建造教堂，以作为传教士从事教会活动的中心和据点。这便为列强的宗教侵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正由于此，自兹以降，民教交涉之案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几遍及全国各省，从而引发了反洋教斗争的蜂起。 面对此等局面，清政府颇感棘手，一时难以措置。到1861年冬，发生了两件事，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速做决断。其一，是法国公使哥士耆致函总理衙门称：“有山西教民段振会，因租种荒地，业主意欲加增租钱，该教民不愿加租，自定交纳钱粮数目，请为代求总理衙门行文山西巡抚转饬照办。”其二，是山西巡抚英桂来文，内称：“有传教士梁鑫明、副安当，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讦讼不休，且擅定条约，不准奉教人摊派演戏酬神钱文，并有只出无异端之钱等语。”经总理衙门亲王大臣们详议，认为教会方面的这两项请求易生流弊，难以允准。因为“各省地丁钱粮，自有定额，岂容该教民擅自定数？今段振会辄敢悬定，显系恃教妄为。推其弊之所极，则霸地抗粮，其势亦将不免”。再者，“查演戏酬神，乡社常规，例所不禁，乃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且斥不奉教者为异端，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条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者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总理衙门亲王大臣门之忧心忡忡并非无因，由于传教士之挑拨，民教矛盾日益突出，必须早定妥善处置之策。于是12月1日上奏：“应请旨饬下各省督抚，于凡交涉天主教事件，务须谆饬各该地方官查明根由，斟酌事势，持平办理。”3日奉上谕：“著照所请，嗣后各该地方官于凡交涉习教事件，务须查明根由，持平办理。如习教者果系安分守己，谨饬自爱，则同系中国赤子，自应与不习教者一体抚字，不必因习教而有所刻求。倘或依恃教民，不守本分，干预别项公私事条，或至作奸犯科，霸地抗租，欺侮良民，则不独为中国之莠民，亦即系伊教中之败类，断难宽贷，必应照例治罪，决不能因习教而少从宽假。各该地方官务当事事公平，分别办理，以示抚绥善良之至意。”[1](P203-205)这是清政府第一次以正式上谕形式宣示对民教交涉事件的重视，并明确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二 清政府所确定的“持平办理”方针，按其本意而言，是要求各省官员在处理民教交涉案件时，无论平民教民，要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所谓“事事公平”也。这一原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对此，传教士也好，外国公使也好，都很难提出任何疑义。但是，上谕中对“持平办理”方针未做具体的阐述，虽然驳回了由教民“自定交纳钱粮数目”的无理要求，却回避了传教士“不准奉教人摊派演戏酬神钱文”的问题而不置一词，这便为伺机扩张势力的教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