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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绪顺天应试上书到七年后的公车上书再到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乃至日后的“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注：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第三章“观念先行的康有为”P59。）康氏始终是维新变法的鼓吹者，十几年不懈的努力，给人一种“冥顽不灵”、“本性难改”的政治形象。那么，在此期间写的《广艺舟双楫》及书法活动，虽未必能与政治直接挂钩，要之是出于同一思想认识和心理情绪，想必也并非妄言。 “尊碑”与“抑帖”，是《广艺舟双楫》全书的核心。大肆鼓吹他的尚碑意识，对帖学一系作全面的否定，一系列的评骘之辞使人为之莫名震骇。一股明显的偏激之气冲荡其间。真实，碑学帖学，各系时势，各具其美，均是人们审美的选择和实践的结果，以康氏的学识功力应不难明此道理。过分的偏激，不是理论批评应有的态度。如此偏激过分，不免令人想起此公政坛上的一度叱咤风云，卒遭惨败的愤愤不平，将此心移之书法，偏激之意也是预料之中的，表面的荒唐掩盖了深层的必然。 如果说仅仅一个“偏激”尚不足以充分证明政治态度对康氏书法观念的强大影响的话，则再看以下分析。 在《广艺舟双楫》中，公开强调“变”。第一章即明确指出：“变者，天也”。透露出了一个变法者的心声，并将这一变易进化思想贯穿全书： “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元日不变，书其至小者。”（注：《广艺舟双楫·体变》。） “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己也。其灵不能自己，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由秦分可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己也”。（注：《广艺舟双楫·原书》。） 对于字体的衍变，康氏用“一切事由都在变化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因为“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道的变进，也在其中。理直气壮地把“变”作为时代的要求提摄出来。 “书法与治世，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会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注：《广艺舟双楫·卑唐》。） “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化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注：《广艺舟双楫·卑唐》。） “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独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注：《广艺舟双楫·卑唐》。） 这里明确地把书道与治世相类比，强调节体与世变的关系。人心趋变，书道亦然，变之则昌，守之则亡，那么相应地康氏倡导的图强变法岂不也顺理成章地必胜吗？为了说明书界“变”的必要性，必然性，康氏援古据今，旁征博引，以拓宽人们的视野，开启人们的思路，用心不为不苦。由此来者，说康氏借书法来曲折地抒泄他心中被压抑的政治理想，我想是可以成立的。《广艺舟双楫》作为康氏书法观的集中体现，其无论是强调恒常的“变”，或是尊碑抑帖的偏颇立场，还是各种党的分类划分等等，无一不染有强烈的政治投影。 康氏研习书法的缘起是因为政治失意，一开始目的就不那么纯粹，他本人也视书法为“末技”，无意于此中耗费太多精力，在政治上始终抱有信心并思得一逞的康有为，自然不甘心以翰墨终老。在从事书法活动中时时不忘更重要的事务—变法维新，经常下意识地用书法寓变法之意，书法成了一种媒介或工具而不是目的。（我颇疑他并无意于做真正的理论家，而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联想到此公的大作如《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无不以大胆、偏激为务，直接针砭时事，托古讽今的学术作风，使人觉得在本质上他更接近于学问家而不是艺术家，当然也不是个地道的学问家，而是个颇具政治意味的学问家。 《广艺舟双楫》1889年脱稿，刊行后又遭戊戌八月、庚子正月两次毁版查禁，可见朝廷守旧派对此书的痛恶和惶恐。同样地，《广艺舟双楫》又屡禁不止，七年间凡十八印次，并远播海外，怕也正因为书中书法其表政治其里的缘故。如果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则未必能如此持久地吸引广大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