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评价的几个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茅家琦(1927-),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史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人物曾国藩进行评价,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但所有的评价最终都应归结到这样一个标准上来:研究对象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他是否能向社会提供比前辈更多的东西。立足于这个标准,正确评价曾国藩还应客观地解决三个问题。其一,对金田起义的辩证评价;其二,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是创新思想的提出者还是实践者?其三,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是否超越了前人?只有对以上三个关键性问题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将曾国藩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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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2)01-0041-04

      一、意见分歧源于评价的视角不同

      历史人物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问题上的分歧显得更为突出。对曾国藩的评价涉及对太平天国的评价。1949年以后,肯定洪秀全否定曾国藩成为主流思想。

      “文革”结束以后,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历史及曾国藩的研究翻开新的一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出版以及历史小说《曾国藩》、历史电视片《太平天国》问世,又推动学术界研究曾国藩的巨大兴趣,出现了思想活泼、观点纷陈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从各个不同视角衡量曾国藩。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总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活动、有军事方面的活动、有经济方面的活动、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一位历史人物,他的造诣也是多方面的,有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有伦理道德方面的造诣、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造诣。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从不同的角度评价曾国藩得出的不同观点。(注:本文引用这些观点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说明在评价曾国藩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并不是本文作者据这些观点为己有,因此一律不注明这些观点的出处。)

      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伏查咸丰初年,粤贼蔓延东南各省,分党北窜,群寇和之,流毒几遍海内,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绿营将士,既未得力,各省办团练者,尤鲜成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治乡兵,于举世风靡之余,英谟独奋,不主故常,虽无尺寸之权,毅然以灭贼自任。……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波叠起。其筹兵筹饷,议剿议防,忧劳情状,殆难缕述。……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频奏。议者以为戡定粤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见也。”这是从曾国藩效忠清王朝建立军队的角度进行评论的。

      又有人评论曾国藩说:“国藩以执两之道,贯经世之学,於社会之改造,则恢复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谓守旧;于民族之前途,则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谓革新。二者同时进行,乃其对我国近代史之大贡献也。盖徒然恢复旧礼教,则不能抵抗帝国主义者之机械科学,何况旧礼教之本身,亦复百孔千疮,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复固有之美德,则此腐化之旧官僚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更何况社会民族之立场,有何术以全盘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国藩,诚以其眼光远大,订此救国救民之方案,与后日国父之民族主义如出一辙矣。”这是从文化的角度,即既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又接受西洋文化的角度,亦即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衡量曾国藩,并从“救国救民”的角度肯定曾国藩是与孙中山一样的“民族主义”者。

      还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是从学术造诣和军事指挥能力的角度衡量曾国藩的。

      也有人对曾国藩作如下评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反满革命的角度批评曾国藩的。

      更有人认为:“曾国藩是被满清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的代理人,认为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这种评价是从反对满族屠杀汉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角度,批判曾国藩“丝毫没有民族思想”。

      从各个不同视角评价历史人物会得出不同的论点。问题是:有没有一个总的标准用以统率从各个不同视角的评价,即从各个不同视角评价历史人物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总的标准?我个人认为这个总的标准就是衡量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他是否比他的前辈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要阐明这个观点必须从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标志说起。

      我多次陈述过如下的观点。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标志有三个方面: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载体。就社会客体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是经济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这一点我想分歧是不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述资产阶级历史作用时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过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又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这种政治上的成就指的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社会主体指的是人自身。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进步发展当然要包括人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人自身的进步发展包括三个内容,即人的文化科学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的思想品质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载体即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改进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中国古代,大禹治水、李冰修筑都江堰、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水思想与方法都推动了社会载体的进步。以上三个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当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并不会是同步的,往往呈现参差不齐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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