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2;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4-0049-08 我们似乎习惯把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简单归结为政治和经济，显然，这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认识。本世纪中期，法国年鉴学派把心态列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一，开辟了历史认识的新途径，并推动历史研究趋向多维度和整体性。 心态是一定社会环境如政治、经济、舆论习俗、传统、信仰和价值体系影响下，人类群体、民族、团体及个人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由于人一方面受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对历史运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所以，研究心态可以帮助理解和阐释人的社会主体作用，揭示心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北洋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它处在历史转折口，受到多种力量影响，社会激荡多变，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揭示和解释其本质规律，是北洋历史研究的难题，但已有的结论未能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一难题。笔者在研究北洋历史时看到心态是影响北洋历史进程多种因素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因素。虽然心态不是社会运动合力中的主要动力，但是作为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之一，它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因素共同对历史进程发生着作用。把心态研究引入北洋历史范畴，必将有利于揭示这段历史运动的内在联系，廓清历史事实，获得新结论。鉴于此，本文拟对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作全面探索，作为对北洋历史研究的补充。 社会心态是动态形式，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本文把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概括为三个阶段。1.北洋初期：弃旧迎新，接受变革；2.袁世凯篡权后：回归传统；3.“一战”后：失落和再选择。北洋初期在求新求变心态主导下，欢呼西方文化的到来，表示全盘接受，形成以接受西学为主流的社会心态。但接受新式西洋文化时，人们习惯与已有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观其效用优势，一旦发现“西”不如“中”就予以拒斥，回归传统。西北还是回归传统始终是一对矛盾，几经较量，其高峰是袁、张复辟，尊孔复古和反复辟、反复古的斗争。当人们发现西化和回归都行不通时，萌发再选择心态，希图通过新的选择再找到一条救国道路。“接受”、“回归”、“再选择”三种心态成为北洋时期社会心态的全部内容。这三种心态在北洋时期建立民国、复辟倒退、维护革命成果三大主题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北洋历史的进程。 一 接受社会变革心态促进北洋社会进步 接受心态指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刺激下形成对传统旧文化的抛弃和求新求变主导下产生接受西学、变革中国社会的心态。心态由观念—态度—行为构成，观念是深层次表现，态度是中层次表现，行为是外层次表现。清末民初的心态变化先由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变化开始，价值观念变迁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主要包括纲常观念和义利观念。纲常观念浓缩于儒家学说之中，其核心“礼”、“忠”、“孝”使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被抽空，转为“惟上”、“服从”、“利他”、“禁欲”、“克己”，即由道德评介代替现实评介。即使自我价值实现，实质不过是他人意志的变化形式，个人意识消融于抽象的国家、民族之中。北洋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中国似乎重复着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文化产生的程序，中国资产阶级、城市平民也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各种价值新取向，构成近代社会新的价值体系，它正好与传统价值体系形成对立，如：法治与人治，民主平等制与家长宗法等级制，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与共性至上的群体主义；创造需求与保守心理，社会开放与社会封闭，竞争与中庸，利益至上与伦理至上。可以说，商品经济开启了中国人自我评介的大门，经济活动中切身利益的增损提供了现实的评介尺度，使伦理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产生重利思想，他们表面拥护封建“纲常名教”，实质游离其外，大谈实业民生，“兴利”方案。他们看到“西人以利为先，首曰开富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日用……”“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关，君民上下，同心求利益”，所以中国要“因其利而利之，以广我之利源”。功利主义伦理表白最明确的是龚自珍，他说：“三代之上……无耻言富之事。”这与董仲舒“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1](p67-68)的主张相去十万八千里！稍后，严复提出合理利己主义，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夫背苦而向乐者，人情之大常也”，因此，“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讲利无以为生，合理谋利反有益于社会：“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合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谋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独利必不利故耳。”自由观随后出现，严复认为中西政治、经济，首先诸观念的差异，正由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又说：“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虽然彼设等差而以隶相尊者，其自由必不全，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权。”[1](p112-115)对传统纲常观念、义利观念的质疑无异于伽俐略把望远镜伸向夜空；追求自由平等，趋利避苦则是对传统的最大反叛。逐步形成的新伦理价值观成为迎娶西方资本主义这位新娘的丰厚嫁妆。 清末民初，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厌恶和对西方民主政治制的向往——社会态度的转变很快在人们的行为上得到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明显表现。 1.重视法制建设，向法治社会迈进 民初颁布了大量的法令，政治方面的内容有：国民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自由、官民平等权利。立法方面：颁布《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经济方面：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发展民族工业，奖励海外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垦殖等。其他方面：令改称呼、废跪拜、改革礼仪、解放贱民、停止刑罚，严禁蓄奴、买卖人口、缠足、蓄辫、赌博、娼妓、吸食鸦片等。1915年到1921年，涉及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的法令达391项。 2.孕育多党制的政党政治 西方社会建党结社，表达各阶层各团体人民思想，政党政治是近代社会政治成熟的一个标志。民国初，建立党社发表政治要求与见解的作法大受欢迎，据统计，“仅上海、苏州、南京、广州、武汉、天津、北京七地，从1911年10月至1913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成立的党社共计386个，其中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团271个”[2]。清朝统治结束，激发了人们对新型政治的热情，共和党成立后不到半年，“除中南各支、分部有自制党证者外，仅由总部事务所办理党证的已达六万左右，而要求加入者仍然很多，以至印刷厂印制党证，日制千枚，恒苦不足应用，只得每天再增千枚”。社会党建成半年左右，南方各省就建立八十余处支部，并且党势之扩张恰如燎原之势向全国蔓延，建党后八个月，江亢虎称全国“支部四百余起，党员二十余万”。同盟会更是“一日附者率数千”。党社发展以至北京路上“有不相识者，间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景况”。[2] 3.建构民主共和政治体制 1912年5月临时政府颁布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主要规定：议会开会及闭会；议员资格；议长、副议长的无民名选举；各种常任及特别委员会的设立；政府议案非经委员会审查不得议决；预算审查；弹劾总统；建议权、质问权及请愿受理权；两院互为补充等等。议员选举法规定：参议员每省10名，共274名；众议员各按比例每80万人中产生一名，共596名。利用这些规定，从1913年4月到12月间，众议院议员集体署名正式质问的提案达173件。有的提案十分尖锐，如蒋凤梧等针对袁世凯与五国订立的《善后借款合同》提出质问大借款用途及财政善后计划书；罗永诏等针对1913年6月袁世凯的“尊崇孔圣”和“举行祝孔典礼”的通令提出质问祀孔典礼之命令违背信教自由之保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