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

作 者:
刘平 

作者简介:
刘平(1962-),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副教授;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清史研究

内容提要:

清代秘密会党勃兴,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一个日渐扩大的游民阶层是会党生存蔓延的社会基础,在民间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游民文化在会党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民间文学、戏剧中渲染的“义”的观念广泛地流传于下层社会,人们称之为“江湖义气”,会党采取拿来主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会党是下层社会组织,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就成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帮会文化的当然来源。“义”在秘密会党中无所不在,本文主要从会党的仪式、隐语、暗号、流行数字等几个方面作些叙述。会党利用并改造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兄弟结拜、江湖义气等内容,为自己的组织、活动、反抗目标服务。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8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2)01-0071-08

      正如秘密教门与宝卷、巫术、符咒等文化现象密切相关一样,秘密会党与民间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教门与会党的思想而言,教门重“劫变”,会党重“忠义”。“义”在会党中的表现无处不在,它既表现为“虚”的观念,也表现为“实”的誓词、歌诀等形式。本文从会党之“义”引申开来,对会党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注:笔者近年对秘密会党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系列研究,已发表《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歃血盟誓与秘密会党》(《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等文,可参考。)

      “义”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义”之观念,见于中国典籍甚早,就其本意而言,从羊我声。凡从羊之字,皆有善义,故《诗经》中“宣昭义问”、“而秉义顾”、“不义从式”等,皆作善字解。其后又引申作“宜”解、“理”解及“道”解,大约至战国时即成为人己关系中之一项德目。故冯煖为孟尝君收债于薛,尽焚债券,自称为孟尝君市“义”;信陵君能济人之困,史称其“高义”(注:参见陆宝千:《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3),1964年,第63页。)。从秦汉以后的情况来看,“义”的观念更多地是在民间流行。

      清代会党勃兴,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一个日渐扩大的游民阶层是会党生存蔓延的社会基础,在民间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游民文化在会党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民间文学、戏剧中渲染的“义”的观念广泛地流传于下层社会,人们称之为“江湖义气”,会党采取拿来主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

      一、民间文学、戏剧中的“义”与秘密会党

      中国民间文化土壤深厚,主要表现在民间文学、戏剧的繁荣,其中宣扬的“忠孝节义”对会党的“忠义”思想有着直接影响。

      宋代市井勾栏中有“说三分”、“讲五代史”的表演形式,“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刘关张“桃园结义”并非空穴来风,陈寿《三国志》中即记载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之事。早在唐代,三国故事已广为流传。李商隐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注:李商隐:“骄儿诗”,载《玉谿生诗笺注》卷3。)宋江等36人聚义的故事,在宋朝已经流传来来。在“讲五代史”基础上形成的《五代平话》,则记叙了黄巢与朱温结拜兄弟的故事。可见,唐宋时期,民间文艺中已在广泛地将前代故事“演义”出来,使“义”的观念深入人心。

      各种“说话”、传奇、曲调的演进,终于在明代形成了影响世道人心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不朽著作。赵景深说过:“文学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而且是草原森林,它喜爱着朴素的泥土的气息,这气息将有益于它的生长。中国人民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根源,是永远接受着新的成分而时刻在发展着的东西”(注:蒋祖怡:《中国人民文学史》(赵景深序),上海,北新书局,1950年,第1页。)。《水浒传》、《三国演义》从民间文艺中走来,由于它们的传奇色彩和艺术感染力,各种围绕其故事情节而派生的说书、渔鼓词、道情、地方戏推波助澜,“桃园结拜”、“梁山聚义”,可谓人尽皆知。

      民间文艺最贴近生活,民众的“文化”观念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这与作品及表演者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是分不开的。此处我们不妨列举数例。《东坡志林》讲到听众在听“说三分”时情形时说:“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注:《东坡志林》卷6。)。明末清初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的表演更是引人入胜,据张岱《陶庵梦艺》记载:

      南京柳敬亭,善说书……余听其说“景阳冈打虎”一节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斩截干净,并不唠叨。有时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咤叱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酒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甃,皆有翁翁之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注:张岱:《陶庵梦艺》卷5。)

      张岱在记述其家乡天旱祈雨赛会情形时说:

      壬申(崇祯五年)七月,村村祷雨,余里中(指山阴)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金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注:张岱:《陶庵梦艺》卷7。)

      对于此种民间文化现象,刘坤一在一份禁“淫戏淫书”的告示中指斥道:“(淫戏)类多淫猥悖谬荒唐,以逾墙钻隙为风流,以犯上作乱为豪侠。往往连宵彻昼,男女聚观……其中事多荒谬”。他又分析道:“惟夫乡曲愚民,知识侗蒙,性情浑朴,初不辨事之真伪,理之是非。此等小说戏文最为易知易解,往往见闻所及,历久不忘,耳濡目染之余,遂有心慕力追之意,道淫诲盗未尝不由此而来,干法纪而不知,蹈匪彝而不悟……此二者,其事甚小,其端甚微,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甚大。”(注: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遗集》公牍卷2,“禁售淫词小说及演唱淫戏文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