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在近代上海的接触、交流与融合，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全面而深入。 在《上海通史》晚清文化卷中，笔者曾梳理西方文化在上海租界传播的脉络，阐述上海社会对西来文化的反应：器物层面，从西方近代的照明用具、自来水、通讯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到日常生活用品；制度层面，从市政管理制度、教育制度、作息制度到三占从二的议会制度；精神层面，从崇尚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到倡导乐利主义、竞争意识、进化观念。对于西方文化某些方面的输入情况，《上海通史》的晚清文化卷、民国文化卷也尽可能地作了一些量化分析（注：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许敏：《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熊月之：《上海通史·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我们还比较了某些体现近代西方文化的器物，在上海和中国其他设有租界城市出现的时间，比如，以上海与天津相比，煤气的使用早19年，电灯早6年，自来水早14年，报纸早35年，公共体育场早44年（注：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许敏：《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熊月之：《上海通史·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对于这些，即上海租界在传播西方文化重要性方面，本文不再重复。概括地说，租界的存在，为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规模地、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上海，提供了便利条件。 上海在近代中国为什么能充当西方文化输入的典型场所？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原因，显而易见的有：上海租界设立早，比天津英租界早15年，比广州、汉口、九江租界早16年；历时久，比天津英租界长15年，比广州英租界长16年，比汉口英租界长33年；范围大，上海两租界总面积是其他23个租界总面积的1.5倍；外国侨民多，最多时超过15万。这些原因都很重要，也早已为许多学者所论述过。本文拟讨论的是以下几点：（一）特殊的城市格局；（二）文化传统的边缘性特点；（三）文化传统中的近代性因素；（四）移民社会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 特殊的城市格局，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相对从容的环境。 近代上海，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都在经营着自己的上海，都自认为是主人，但也不否认另外两个上海。这在上海的外事活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860至1880年代，英国王室多次派人来上海参观游览，上海的接待通常分两批，一批是英美公共租界，接待地点在英国领事馆和外滩；另一批是上海道台和上海县，接待地点在县城的豫园。1879年5月，美国前总统格兰忒(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在上海访问一个星期，上海的接待也分两批，一由英美租界负责，标志性的地点在外滩；一由华界负责，标志性的地点在豫园。法租界则另外举行一次宴会，以凸显自己的身份。 这三个区域既各自为政，互有矛盾，也有互相配合、协作的时候，比如在清末民初禁止鸦片、查禁烟馆时，三家就合作过。万国禁烟会是在租界开的，但中国政府派大员出席。远东运动会也是租界、华界合作举办的。特别在预防疾病方面，租界与华界曾经很有效地合作。 晚清上海一市三治，既存在着政治控制、文化管理方面的缝隙，也为不同文化的共处、交流、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租界，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少数领事、大班、金融寡头垄断权力，经济上是竭力榨取，在文化上则相对自由，并没有为建立西方文化霸权作过太多的努力。德国学者瓦格纳(Rudolf Wagner)对《申报》历史的研究表明，英国领事、英美租界当局对于美查创办、经营《申报》，并非总是支持的（注：［德］瓦格纳：《申报的危机：1878-1879年申报与郭嵩焘之间的冲突和国际环境》，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租界报纸、杂志、出版、学校大多为民营。对于一般文化事业，租界当局大多不直接干预。1889年，德国、法国等八个国家，因《点石斋画报》刊登歪曲西方人处理尸体的图画，提出交涉，他们不向英国驻沪领事或英美租界工部局，而是向上海道台交涉，上海道台坦然地接受他们的抗议，并参与了案件的处理，这件事很能说明晚清租界言论自由放任和文化管理的混乱情况（注：关于《点石斋画报》案件，详见熊月之：《从点石斋画报案件看晚清上海言论自由》，《世纪书窗》2000年第3期。）。生活在上海租界的西方文化人，包括一部分传教士，在其本国多属于边缘性人士，如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等，来上海以后，也没有建立起西方文化在上海的霸权地位。 1854年以后，租界人口的主体部分就是华人。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之间除了在战争时期，一般没有不可逾越的藩篱，人员能够自由流动。华界的士绅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正如无法阻挡江风在华界、租界上空飘来飘去一样，他们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通过租界所体现的西方文化，可以毫无遮拦地扩散开来。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地刺激着上海人，如细雨润物般地影响上海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海人对西来文化，由诧异、羡慕而仿效、拿来。上海绅商主动设立的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以铺路、筑桥、管理治安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运动，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都是上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认同的表示，都是中西文化平静地、深层次地交流的结果。对待以英文为主的外语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们对西方文化态度的晴雨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学习外语在北京等地还被士大夫普遍嗤之以鼻的时候，上海各种各样外语培训班已经多得可以与当铺相比，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经出现进外语学校要送钱开后门的状况（注：详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第268页。）。连龙门书院这样以研习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机构也逐渐为西方文化所浸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