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8～19日，由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着6万余卷原上海租界档案，这些租界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上海租界的发展历史，吸引了海内外学者前来研究和利用。上海市档案馆近年来在深入整理开发租界档案的基础上，组织编纂《上海租界志》，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提供了有利条件。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香港和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档案馆等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递交了25篇论文，内容涉及租界与近代上海工业、近代上海农业的关系，租界时期的上海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及中外关系等领域。不少论文引用了新发掘的租界档案史料，填补了以往研究的一些空白，因此受到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上海史一些资深专家的好评。会议交流的论文表明，上海租界史和近代上海史研究正进入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现将会议有关内容撮要综述如下： 一、关于租界与近代上海文化发展 这次研讨会上，有关租界时期的上海文化发展是热门话题，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论文占了近三分之一。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的论文《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对晚清以来上海的城市格局和文化环境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晚清上海一市三治，既存在着政治控制、文化管理方面的缝隙，也为不同文化的共处、交流、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上海所具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的边缘性特点，在总体上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和宽容性，由此使上海在面对西方文化涌来时显得比较从容和大度；上海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近代性因素又为其接受西方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上海城市的移民特点，又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产生重要影响。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造成了上海租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不可多得的优良场所。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熊月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文化融合需要相对宽容的环境，很有理论意义。以往对资本主义入侵研究，多从政治上进行批判，较少研究中国应如何对待异质文化及保持宽容的文化环境的重要性。近代广州发展落后于上海，其防范制度是重要原因。1843年广州的反入城斗争客观上造成中西文化的对峙。 顾德曼（美国俄勒冈大学副教授）的论文《上海报纸的跨国现象》，对民国时期上海报纸的跨国现象作了深入研究，指出民国初期上海存在着外国人发行中文报纸、中国人发行外文报纸这一奇特的跨国现象，与此同时，存在着一个办报人员的跨国流动和信息传播的跨国网络。这种中西文报纸之间的相互渗透，适应了当时上海半殖民地城市的特点，既使西方记者便于获得信息并进入中国的公共舆论，也便于中国记者免受中国当局的新闻检查，从而为上海新闻记者的新闻广泛性提供了可能。罗苏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认为，上海报纸的跨国现象，是近代上海的主要特点，报纸在人员、信息等方面实行跨国组合，能够优势互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保护了华文报纸的新闻自由，顾德曼的研究揭示了上海报纸复杂的跨国特点，在此类研究中有奠基之功。 罗苏文的论文《晚清租界的公共娱乐区(1860-1872)》，以翔实的资料描述了晚清租界公共娱乐区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特点，指出上海租界公共娱乐区出现的主要社会原因之一是以华商为主体的华人消费的增长，租界公共娱乐区提供了华人观察西洋生活方式的窗口，充当了消费信息传播的特殊渠道，同时也成为培育信息消费的试验田和诱导教育消费的开端，引发华人的观念和习俗发生深刻变化。叶凯蒂（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认为，罗苏文的研究涉及娱乐业在近代城市发展中的经济效益这样一个重要课题，以前一直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象国际上大都市纽约等，其最大的收入来自娱乐业。由此来看上海，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问题：1.为什么能够在租界发展为娱乐中心，而在清朝其他地方不能？2.移民社会（如广东人等）内部对文化消费的冲击和组合怎样？ 张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的论文《晚清上海租界文人职业生活(1843－1900)》，阐述了晚清时期文人移居租界的几种不同类型及他们定居上海后从事新职业的状况，指出上海租界之所以适合文人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上海近代报馆、书局等文化事业的发达，同时存在着外语教育培训的市场和成熟的稿酬制度，这些均为文人提供了重要的谋生场所。冯绍霆（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认为，通过文人来剖析晚清上海租界社会，很有意思。同时他提出有些问题还可深入思考，如文化人集聚后对文化市场及文化的发展起了多大的影响和作用？诸如书画家的集聚对海派绘画的发展，翻译家的集聚对西学传播的影响等等。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论文《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了十九世纪40年代及60至80年代上海租界所出现的“英语学习热”，指出当时流行的“英语热”推动了一般社会阶层对掌握西方语言重要性的认识，造就了一批教育界和翻译界的精英人物，同时也促使一批学人较早具备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意识。上海文化较少狭隘的民族主义，同19世纪下半期出现的“英语热”不无关系。瓦格纳（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认为邹振环做了一项很重要的研究，多语化在以经济为主的城市是很普遍的现象，考古发现在贸易城市都流行多种语言，在上海租界也不例外。 瓦格纳的论文《近代上海城市指南与大都会形象的建立》，从上海作为中国的媒介中心角度指出，上海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中心，同其有许多重要的报纸密切相关，其中《申报》颇为重要，它是一份全国性报纸，有一庞大的发行网，有地方发行中心，有庞大的记者队伍，对记者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申报》发表的资料多种多样。其办报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善于调动读者的积极性。通过编读往来，曾吸引读者寄诗达几万首。熊月之认为，瓦格纳围绕《申报》进行的研究，揭示了《申报》馆所作的多方面创造和创办人美查个人的种种努力，同时熊月之也提出了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申报》馆中洋人同华人的关系如何？诸如华人过生日洋人如何对待，华人所得工资水平如何，等等，《申报》馆喜欢同官场拉关系，这在英国是否也如此？《申报》的成功离不开管理，当时英国人是如何对《申报》进行管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