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张之洞与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三折》）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以往的研究（无论是有关清末新政的专题研究还是张之洞的传记）大都只注重对文本内容的阐述（注：参阅赵秉忠《〈江楚会奏〉试析》（载《历史教学》1989年第3期）；张连起著《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吴春梅著《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马东玉著《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冯天瑜、何晓明著《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杜，1991年）；谢放著《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黎仁凯、钟康模著《张之洞与近代中国》（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对文本产生的背景与经过及其思想来源与影响明显关注不够。本文拟着重对后者做进一步的考察。 一 窥测内意和会商各省督抚联衔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改革上谕，命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及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然后再“斟酌尽善，切实施行”（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60-462页。）。这道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对于清廷的新政变法，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应非常积极。事实上，他始终在密切关注着整个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朝中的政治动向。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张之洞已从端方和袁世凯的来电得知，“不日将有上谕，举行新政”（注：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782页。）。由于对这道上谕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这使他能够很快地做出积极回应。接到上谕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随即他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由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赞成”，甚至还了解到是由荣禄的幕僚也即他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注：《致西安易道台顺鼎》、《易道来电》，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497页；“庚子十二月十七日西安谭道来电”，张之洞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以下简称“所藏档”）甲182-209。）。本来，这些信息已足以使他确认朝廷这次是真的要变法了，但是，安徽巡抚王之春的来电又使他心中产生了疑虑。王电说：“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注：《王抚台来电》、《致安庆王抚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7-8498页。）张之洞对王氏传来的信息颇感疑惑不解。 朝廷既已宣布变法，而又有“毋偏重西”的传闻，这使变法一开始就蒙上神秘的面纱。为了探明朝廷变法的真实意图，解开心中的谜团，张之洞特地致电鹿传霖： 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荣禄——引者注）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复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注：《致西安鹿尚书》，《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06-8507页。） 鹿传霖回电如下： 小枢何人？妄骋臆谈。变法一诏，菘（鹿传霖——引者注）与略（荣禄——引者注）建议，上亦谓然。至应如何变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来教谓第一力扫六部吏例，深合鄙衷。及今曹署焚荡之余，尤为机可乘而制易改。然腐儒固执，宵小不利，阻挠必多。将来想有助略相极力主持，惟当切实行之，逐渐变之，总期除弊兴利，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此大举动大转关，尤要一篇大文字，方能开锢蔽而利施行，非公孰能为之？极盼尽言。（注：“辛丑正月初十日鹿尚书来电”，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209。） 鹿传霖的回电虽然否定了来自“小枢”的有关传闻，认为朝廷的变法是“决无成见”；但同时又对张之洞“多仿西法”的主张委婉提出了忠告：“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这与张之洞的“变法”理念颇有差距，他复电鹿传霖说：“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他主张“大变西法”，认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注：《致西安鹿尚书》，《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26-8527页。） 也许是鹿传霖的忠告提醒了张之洞，此后，虽然他在思想上始终主张多变西法，但在行动上则一直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事实上，在得到王之春的通报时他已产生警觉，在回电中叮嘱王之春说：“复奏万不可急，东南数大省必须大致商妥”（注：《致安庆王抚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7页。）。一方面，不急于复奏，是想进一步观察事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东南各省互通声气，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承担责任。于是便有了各省督抚联衔上奏的动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