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的结局不难使人一目了然，那么，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就常常超出后世研究者的估计与想象。就史学研究而言，某些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场景未曾载诸文字，记载什么与怎样记载，以及评论什么与怎样评论，又多依某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主观意愿而定，这就决定了走近历史真实的艰难。窃以为，起点颇高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欲期继续深入，其最大难处也莫过于此。 在艰苦而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梁启超与孙中山等反清志士之间从协商合作到最终反目的曲折过程就存在某些待解之谜。梁氏的庚子檀香山之行便是其中之一。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梁启超“施展阴谋手段，在檀香山用‘保皇为名，革命为实’的谎言，蒙骗不少兴中会员，包括孙眉在内，转入了保皇会。……连它的发祥地都落到了鹊巢鸠占的地步”。（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6-107页。）或者说，“1900年1月11日致孙中山的信，可以作为梁启超与革命派关系将要发生性质变化的一个信号，即从有合作诚意变成了以合作为幌子的欺骗，带上了两面派的色彩”（注：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在‘合作’的烟幕下，逐步打入兴中会有传统势力的各个地方，夺取兴中会的地盘和群众”；“梁启超那副两面派的面目，谁还能为他辩解呢？”（注：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1-103页。）对于这一近乎众口一词的论点，笔者虽在拙稿《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注：请参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中提出异议，只因当时虑及篇幅，毕竟语焉不详。倘若专题考察梁启超滞留檀香山的主要原因及其真实言行，摒弃常见的那种以历史的结局推导过程和以孙中山一方的是非为是非评判过程之类做法，或许可望清理辛亥革命史中的一桩公案，从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走近历史，抹去强加于梁氏头上的“两面派”、“政治骗子”等不实之词，将思想主张易变的梁启超与为人处世原则相对难变的梁启超适当区别开来。 一、抵檀背景 据冯自由称，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协商合作略有眉目时，“同门十三人”由梁启超起草，致函乃师康有为：“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圣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梁启超因而惹怒了师长，遭到康的斥责（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此函的真实性当无问题（注：请参见拙稿《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至于冯自由说：“康有为初得十三人劝退书，已怒不可遏，及得徐麦二人函，乃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9页。另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13页；等等。），此说则未必十分可靠。据梁启超离日前夕所吟《别伊藤侯》“壮别”诗中“出匡思未报，赠缟爱何深”等句，以及自注“余去年出险之役及今次远游之费，皆感侯之赐”（注：梁众超：《壮别诗·别伊藤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6页。），可知伊藤伯文的资助才是促成梁氏此行的关键，至少可以说，叶觉迈的“携款赴日”并不十分重要。况且，还在同年5月初，梁启超在致妻室李惠仙之函中，就提到将应邀赴美洲发动华侨的打算。他说：“来同居之说，吾初接来信时，亦有此意，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即康女同薇——引者）为教习，故吾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惟昨日忽接先生（即康有为——引者）来一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来矣。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过是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之”（注：1899年5月3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梁启超复李蕙仙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77-178页。）。陈少白等人的类似回忆也能说明问题（注：请参见拙稿《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美国学者列文森对梁启超也不无微词地说：“梁启超去了檀香山，但他的文章从未说明这次旅行是小小的阴谋诡计的结局。有两次他宁可将它解释为对来自美国的一个邀请的反响。”（注：［美］约瑟夫·阿·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0页。）而实际上，梁启超应美国华侨之邀一说有据可查，并非空穴来风。至于梁氏事后的解释，不过属于事实陈述，他并非希望刻意掩饰什么，早于走檀近8个月前对妻子的陈述就完全可以说明问题，梁启超在为《清议报》刊发《复金山中华会馆书》所写前言即提到：“去年秋冬之交，因美属金山大埠华人致电，敦请往美，遂于十一月由日本首途，道经檀香山，拟小住一月，即便前往。”（注：1900年2月梁启超复金山中华会馆书，《清议报》第39册，1900年3月21日。）美籍学者张灏也承认：“夏威夷最初只是他北美之行的一个中间站。”（注：［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8页。另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88-89页。） 梁启超之离日，可谓一果多因。除了乃师的斥责外，旧金山华侨的盛情邀请，回国发动武装勤王的唐才常、林圭等人之于经费的巨额需求，日本政府拒绝接纳康有为重返日本一事在梁启超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横滨华侨等心中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强烈的离日愿望，在在都是促成梁启超远行的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并非檀香山，而是北美大陆，此行并非针对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政治阵地，瓦解那里的兴中会组织而去，而是为勤王运动筹款而去，檀香山一地原本就只是顺路经过而已。 离日之前至抵檀之初，梁孙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连冯自由也承认二人“往还日密”（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13页。），“友谊至笃”（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5页。）。至于冯称：梁氏离日前，“特求总理（即孙中山——引者）作函介绍其兄德彰（孙中山长兄孙眉号德彰——引者）及兴中会同志。总理坦然不疑，竟从所请”。（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5页。）不少论著多承冯说，好象又是梁启超在行骗（注：请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6页；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册，第109页；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89页；等等。）。但据陈少白回忆：对于梁启超，“孙先生爱重其人，亲自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见他的哥哥孙眉”。（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62-63页。）倘若陈少白的回忆可靠，那么，孙将梁介绍给家兄孙眉之举就出于孙的自愿和主动，而不是梁的索取所得。梁启超抵檀后致伍廷芳一函中还提到：“逸仙有一洋字信，托弟面交足下者。”（注：1900年3月3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三日）梁启超致伍廷芳（秩庸）函，抄件。）倘若由此联想到孙中山致乃兄的那封介绍函，或许此函的“托交”成份还多于介绍的成份，亦未可知。
